中华石化网讯 在经济层面，煤价下跌，油价、气价坚挺，煤制油、煤制气以及众多以煤代油的化工路径，迎来了较大的利润空间；
在技术层面，我国先后完成了百万吨级煤炭直接液化、间接液化、60万吨煤制烯烃、20亿立方米煤制气示范工程，现代煤化工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技术可靠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在政策层面，2014年全国能源工作会做出了“有序推进煤改气”“到2020年煤制气产量达到500亿立方米以上”等政策安排，“十二五”期间，仅列入国家发改委《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的各类大型煤化工项目就达15个，总投资预计在5000亿元左右……
热闹场面中，我们要看到一个冷峻的标签—“重点示范”，依然贴在现代煤化工的“脑门”上。即便做出了空前的发展规划，但除了技术已经成熟的煤制甲醇，国家能源局对现代煤化工的态度仍然是“以重点示范为(博客,微博)主”，仍然坚持2011年国家提出的“严格的数量限制”思路。这些变动中的不变，是对我国现代煤化工发展现实的清醒认识。
环保，仍然是现代煤化工的“卡脖子”问题。我国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大多建在西部煤炭资源丰富地区，但那里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煤化工所需的水资源十分匮乏。有煤制油企业公布数据显示，要转化出1吨燃油，须耗煤4吨、用水1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原油精炼的数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新型煤化工项目都受到水资源、污染物排放的严重制约，水资源成本以及废水、废气处理成本高昂。在现有的技术路径下，如果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许多企业利润将大大缩减甚至亏损；如果不严格执行，将对西部脆弱的生态产生恶劣影响。
除了环境制约，煤化工本身仍有关键技术有待破解。目前国内已经展开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探索，如污水回用、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等，有的技术应用效果尚不理想。此外，也有许多课题研究尚未展开，如灰渣利用、装卸作业油气回收等。
能源转换效率也值得高度关注。从富煤少油缺气的资源禀赋看，煤炭由燃料向原料与燃料并举的战略转变，关乎我国能源安全。但如何转化、转化多少却值得认真考虑。一方面，煤化工需经过复杂转换过程，需消耗大量能源，按热值计算，肯定是投入多产出少。以技术最成熟的煤制甲醇为例，能量投入产出比就只有4.2比1。另一方面，我国煤炭资源虽总量较多，但人均不高，且储采比低，以2011年的煤炭储量和开采速度预计，仅可用33年。“富煤”不代表能浪费煤，在能源转换效率问题没有较好解决的前提下，低转化率的现代煤化工理当谨慎而行。
五六年前，我国已经发生过一轮现代煤化工热，热闹场面与当下如出一辙：地方积极规划、企业一哄而上，最后导致未批先建层出不穷，借机圈地、圈资源、圈资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历史已经证明，盲目发展后患无穷，在环保、技术等关键制约并未消除之前，积累过多的不成熟甚至落后的产能，不仅占用资金、破坏资源、影响环境，还将埋下许多隐患。上一轮过热的恶果尚未完全消化，面对各种市场冲动，政府更应当严格落实现代煤化工审批政策，没有环境容量的地区坚决不建，不具备技术条件的坚决不批。毕竟，煤化工涉及资金量大、环境影响大，在发展布局、进度上都不能走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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