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仁谦很多次想过自己的命运。作为齐鲁炼油厂气体车间的一名职工，他与疾病打交道的时间，要比与装置打交道的时间长得多。命运对他不优厚。22年，他在各种医院里颠沛，所谓青春，健康，家庭的幸福，都被疾病隔离开了。
“如果我是一棵庄稼，那么前25年的每一天，都好像是为了这一天的长大而播种、发芽，开花做准备的。”“这一天”是说91年6月的一天夜里，年轻的孙仁谦在宿舍突然腹痛难忍，他冲到洗手间呕吐，却是大口吐血，他下意识的开开水龙头冲洗，试图遮掩。“我知道我需要把自己交出去，身体和一个小伙子健康的声誉，我对后者更感到痛苦”。
初次住院，医生就下了诊断“肝硬化”，可是怎么也无法确定病因。25岁开始，孙仁谦和母亲就开始了漫漫求医路。坚持到了一九九七年，病情到了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地步，血色素到了三克。医院会诊决定动手术，脾切除。大夫私下对母亲说，要有思想准备，不一定能下来手术台。
“我常常从心里对现实感到恐惧……我之所以对我生活的现实充满恐惧，是因为它每时每刻对我施展我未见又无从提防的魔爪，我只能忍受，不许逃脱，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游戏。”22年，应对疾病成了孙仁谦的生活主题。他终于知道它不会因为重视或遗忘就不存在了。他们必须相伴而行。
（二）
人在困难的时候，最需要一点支撑。20年因治病而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中，孙仁谦选择了阅读和写作。1991年，在老家养病期间，孙仁谦就到山上一个看苹果的草棚子里看书，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小狗。
这么多年过去，母亲现在说起来他的这个爱好，仍旧是“不支持，不反对”。老人头发都白了，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平静。
支持，该怎么支持呢？因为常年看病，家里存不下一点钱。在老家很长时间，孙仁谦吃的饭就是地里掐来的地瓜叶掺点玉米面。好容易攒点钱，母亲想买点肉蛋补补，可孙仁谦偏要去文学培训班。稿子写了一篇又一篇，都沉寂无声。孙仁谦决定去烟台请教名家。可母亲一听就急了，这路上颠颠嗑嗑的，病复发了怎么办，如果在路上……母亲不敢想。
可是，反对，又怎么能反对呢？大医院的医生也曾经跟母亲说，孩子要是有什么心愿，就满足他吧。这话的含义，母亲能听出来。但孩子不愿意像个空壳子一样在世上走一遭，就想心里能有点亮堂，做母亲的怎么能忍心掐灭了呢？
孙仁谦清楚地记着那个日子——1993年6月26日，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串门》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那一刻让他完全忘记了疾病和苦痛。虽说只有不到一千字长，那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他觉得他还能干点什么，不仅仅只会长病，他不是个废人。
1998年，孙仁谦把几年来创作的作品集在了一起，用工友们捐助的钱印刷了几倍本，送给了工友，这就是他的第一本书《山那边是海》，那表达了他的梦想，他很想到达那里。这是他的第一个脚印，他请人帮他见证，这是一种鞭策。
（三）
“我扛不过岁月，他举着时间这块无所不在，无休无止的大砂纸，无情得打磨掉我的记忆。而值得珍藏的美好却总是那么脆弱。我需要记忆，记忆人生中的那些美好，我需要储存，储存那些扶着我拉着我一到前行的师长朋友们，是你们使我坚强、宽容。”
孙仁谦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出了第5本个人文集。一路走来，孙仁谦笔耕不辍，先后在《时代文学》、《芒种》、《羊城晚报》、《工人日报》等各地报刊发表作品30多万字，小小说《猴戏》入选当年中国作协的年度选本。先后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石化作家协会。
在这20年里，许多的同事轮换着在病床边安慰他，照顾他，陪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术后恢复时期。车间知道他在老家养病，冬天没有钱买煤，就派车把厂里废弃的油焦给他拉去，好让他取暖。炼油厂这么多年尽管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到家里慰问，看望，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从来没断过。在抽屉里，孙仁谦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领导来家里的身影和工友们善良的一言一行。至今，捐款的记录还保存着，几经颠簸流离，也不曾遗失。
孙仁谦的文字还记录过建设炼油厂的那些人们，刻画过滋养他的胶东大地上那些朴实的人们，也轻轻地嘲笑人性中的自私和狡诈。苦难与病痛让他获得了宽厚的灵魂，“我把那段经历慢慢压扁，放在我人生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好腾出更大的空间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对于孙仁谦来说，现在是与苦难较量后的坚守：“我要把那些美好瞬间一画一画刻在心上。”（史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