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等能源产品从未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成为众多利益的纠结体；一些国家政府、能源大亨、国际炒家以此为筹码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演绎出一幕幕兼并收购、制裁反制裁的政治经济大戏。
而在我国，2002年以来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的“油荒”、“煤荒”、“电荒”这样的能源紧缺问题，引发了大家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忧虑。其实，抛开上述“三荒”问题，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在能源领域成就斐然，令世人瞩目。
能源领域成就杰出
1979-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5左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能源消费需要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此期间的GDP增长了近七倍，而能源消费只增长了二倍多，2005年的单位GDP能耗与1979年相比削减了三分之二左右。这个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
然而上述情况在2001年之后开始改变。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开始步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向重型化发展，结果导致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单位产出能耗不断增加，开始频频受到能源瓶颈问题的困扰。笔者认为，在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我国能源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将持续面临着四大艰巨挑战。能否成功地应对这四大挑战，决定了我国在未来20年能否有效地解决能源紧缺问题，能否化解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问题。
能源消费结构逆转下环境压力增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我国能源消费历来以煤为主，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以煤为主。1960年代末之前，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几乎是单一煤型。随着六七十年代我国一些油田和气田的发现与开发，能源消费构成发生了较大改变。目前我国煤在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重大致在70%上下波动。而发达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能源消费结构如图一所示(数据来源于《2006年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的重工业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阶段时，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重化工业达到相当比重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反观中国的情况，重工业化倾向加剧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近年一直在20%左右波动。而且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原因有二：首先，世界的石油资源是有限的。而中国又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的石油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如果按日韩工业化完成时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中国到工业化完成时，石油总消费量要在目前的水平上翻上10倍，这意味着每年将有数十亿吨的石油需要依靠进口。对于世界未来的石油产量和贸易量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5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1.4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左右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扭转石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比重严重偏低的事实，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石油进口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在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的案例中，已经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因此，中国在重工业加速发展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能源消费结构还是以煤为重，而煤又是一种环境污染比较大、有害气体排放多的燃料(据统计，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来自于燃煤)；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逆转带来的最重大问题就是我国在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极大的环境压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5-10年时间里环境持续地恶化。
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下能耗增加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趋势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持续，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由于重工业的能耗远大于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能耗，产业结构重型化发展的趋势将使我国始终面临着产出能耗增加的压力，并对我国的能源供应形成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说我国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仍将持续，而不能绕开这个阶段呢？可以看出，近来我国重工业化发展加快的主要原因是钢铁、房地产、汽车、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投资加速。但这些重工业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却有着来自需求方的坚实基础。因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见图二、图三)。我国居民消费已从以衣食用为主的温饱型结构向以住行为主的小康型结构转变，正是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迅速地向重型化转变。另外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在迅速地加快，各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或进入规划将要进行；而且这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在二十年内不会减缓，因为解决农村亿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为进城农民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要绕开重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就势必会影响到居民对住房、汽车等的消费，影响到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显然不合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再则，我国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大部分也不可能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这是因为我国是有着巨大人口和辽阔国土的经济体，世界市场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的需求，与新加坡等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安全，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当然包括了要有具自主创新能力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产业。日前，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的目标。所以，我国现代化建设必然会走过一段重工业加速发展的期间。这样，我国未来二十年的能源消费很难降下来。
能源价格倒挂下过度消费的挑战我国能源领域面临的第三大挑战就是，能源市场化的异步性引起能源价格的倒挂，从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协调，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使得能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起到调控余缺的作用。例如，我国的原油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不同，我国的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随国际市场价格而动；但是成品油价格却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成品油供应价严重偏低)，从而导致成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倒挂。这种上游产品原油和下游产品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异步性也是造成近些年部分地区发生“油荒”的直接原因。另外，天然气和电的价格也被政府管制着，实行指导价。总之，能源价格长期受管制，严重低于市场真实价格，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供求关系和使用成本，导致了企业、个人对能源的滥用和浪费，并使其没有动力去采用节能技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而且我国能源市场化的改革，依然长路漫漫。首先，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能源产业大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对它们利益的触动都会招致其对市场化改革的抵制。再则，相关产业的改革不协调(如铁路部门改革滞后影响煤炭部门改革)。最后，对相关产业和能源部门的就业者、居民消费者而言，它们习惯了低廉的能源供应价格，存在着增强对能源价格变化的承受和适应能力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困难重重、路途迢迢。
争夺能源定价权之能源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的挑战
我国能源领域的第四大挑战是，能源金融市场发展缓慢，能源衍生品交易品种太少，导致我国在能源领域不具备定价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并且企业由于缺少相关能源衍生品避险工具，在日常经营中承受着巨大的能源价格波动风险。
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很小。20世纪70年代之后，几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使几大主要产油国的石油供应受到影响，再加上有些产油国有意以石油为武器抬高石油价格，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加大。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导致对能源需求剧增的同时，能源衍生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已有数万亿美元对冲基金在其中投机炒作，这使得石油价格经常偏离实体因素，随心理预期、政治事件等短期因素而上下剧烈波动。一句话，能源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以及能源衍生品投资的活跃，已使得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价格成为最主要的定价基准。
其实，价格发现(也即定价)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金融市场集中了各方面的参加者，集聚了成千上万种基础资产的供求信息和市场预期，然后通过交易所类似拍卖方式的公开竞价，形成了市场均衡价格。金融市场资产的这种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效率。遗憾的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改革前所有能源产品都实行政府指导价，并由行政部门统一调配，其他个人、社会团体及企业之间不能互相交易能源产品，更不用说要考虑到能源的价格风险问题；因此反映我国能源需求的能源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形成，也就导致了基于能源市场价格机制基础之上的各种金融工具发展不起来。至今，在我国能源金融市场上也仅于2005年出现了燃料油期货一个衍生品品种。上述能源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致使能源定价权旁落，后果是我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的剧烈波动，蒙受巨大的损失，而无法对国际能源市场上存在着的“亚洲溢价”(AsiaPremium)现象说不；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种国际价格不是本国供求变动的真实参照，被动地接受只能损失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某些产业扭曲发展的连带后果。
金融市场还具有另外一个核心功能，即风险规避或曰风险分担。参与市场活动的各个主体具有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就是在这些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风险配置，使更能承受风险的人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不太能承受风险的人则承担更小的风险，并且收益与承担的风险互相匹配，从而最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进行风险规避时，金融衍生品有两个基本策略：一是用确定性代替变动性，如期货；二是保留有利变动，消除不利变动，如期权。因此通过这些衍生品工具可以平抑价格波动，减少因为不确定而在实体经济领域产生的损失。而我国现阶段正是因为缺少这些能源衍生品工具，企业不能通过金融市场去化解价格波动的风险，并进行相应的套期保值操作；结果自然是企业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或者由政府承担价格的上涨，再通过税赋转嫁给全体国民。
如何应对四大挑战
上文谈了我国在未来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发展期，能源领域所面对的四大艰巨挑战。能否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具备能源保障，我国的环境是否可持续。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学界政策界提出的很多建议多多少少地隐含着这些挑战意识。如：开发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降低煤炭的使用比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鼓励采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进我国能源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建立、完善相关衍生品交易的法律法规等。
这里尤需点明重中之重的是能源市场化改革，因为能源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是发展能源衍生品市场的基础。具体来说，必须打破能源市场上的垄断和政府干预，理顺能源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反映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于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能源产品实行市场定价机制。对于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建立有利于合理调整能源结构、促进新能源发展的产品比价关系。另外，完善能源领域的财税体制，从财政和税收上建立起对能源使用的激励惩罚机制。例如，有步骤地出台限制高耗能的约束性政策(如开征燃油税，调整资源税税率，改进资源税的征收管理办法)；强化对节能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能源研发的预算内投入，建立财政贴息与对可再生能源研发与生产的补贴制度；调整涉及能源的各税种及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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