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高油价的激烈争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轻轻放过油价背后的巨大隐性社会成本，而一味指责油价本身。这样的争论属于一叶障木，于身体有损，于事无补。
适度提高油价使国内国际油价逐步接轨、对公益性行业进行油价补贴、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成为三步曲。但这样的市场化之路前景难料，我们并不知道成品油价涨到什么程度才被决策层认为是合适的均衡价位，就像决策层不清楚国际油价跌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吸纳战略石油储备一样。
油价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炼油企业亏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油价承载的巨大社会成本如何降低的问题。不论是顺应一时舆情降低油价，还是以市场为名继续调高成品油价格，都属治标之术，只要资源与交通的社会成本不降，油价即便降低也将出现又一轮报复性反弹。
近年来中国油价市场化进程起起落落，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增值保值的业绩考核与上市公司创造利润的双重压力下，石油巨头不可能改变利益取向：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没有利用宝贵的资金去收购国外的低价油田，也没有在利用国际油价的低潮期———2002年油价大概每桶20美元，最低达每桶10美元———大量购油，反而发起了对国内加油站、炼油厂的收购大战，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决策层出台了关于进口、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政策性条款，为石油巨头们加油助威。
批评资源性企业见利忘义是无力的，但赚钱是一回事，消费者是不是明明白白消费是另一回事。
国内成品油的消费者起码背负着三重隐性压力。首先，国内收入增长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远远跟不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导致个人与中下游企业成本陡增。在美国，即使油价涨至3美元1加仑，每月消费折合为500多元人民币，汽油消费也不过占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属于日常消费，而我国与薪酬和物价指数相比，几近于奢侈消费。
其次，我国所购买的多为重质高硫油，提炼成本高而质量难以保证。近年来，世界原油产量中65%以上是含硫、高硫和重质原油，估计已占我国整体进口原油量的一半以上。难开采、难输送、难储存、难加工的“愁油”，直接导致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国内产品性能下降———按照目前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硫含量不得大于0.08%，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而世界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02%、20%。连中石化华北研究所的分析报告也承认，目前我国的汽、柴油质量与国际水平有着较大差距。
最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虽低于国际水准，但未包括养路费、买路费、出（入）城费、过桥费等零零总总的各种花费，全部加起来费用并不低于多数国家的含燃成品油价格。
这些税费多数进入了地方政府与路政等部门的腰包（他们也是燃油税最有力的反对者），与石油企业无关，但对消费者而言并无不同。今年5月成品油价上涨，国家发改委官员解释，我国目前石油价格构成与国外不同，不包括道路修建和养护的费用，即使考虑养路费因素，国内消费者该方面负担也低于欧美国家水平。且不说燃油税讨论数年因涉及利益分配迄今无结果，仅以取消养路费为代价改征高额燃油税，对消费者而言也未必是福音。
如果消费者在付出了高额油价的同时，仍不得不以养路费等方式为地方政府财政埋单，为高额行政管理费用埋单，糊里糊涂地为低质成品油支付高价，仍在为石油巨头在国际期货市场的无能埋单，一句话，为所有政府行政与垄断成本超额埋单，市场的不公平莫过于此！消费者不是一味反对高油价，反对的是以国内成品油价格过低为遮掩，转嫁巨大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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