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的粮食造汽油项目正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
前几年，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政府觉得解决能源危机是一项重要任务，于是出台各种措施，鼓励生物燃料生产，其中包括玉米加工乙醇项目，某些省份据此强制要求汽车使用乙醇汽油。
但政府对汽油价格进行管制，乙醇生产企业向汽油供应商供应乙醇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保证燃料酒精生产企业保本微利，政府又出台乙醇补贴政策。补贴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各地纷纷上马粮食造燃料酒精项目。
与此同时，粮食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有人将此与玉米加工燃料酒精的投资热联系起来，得出结论：粮价就是由后者推动的。于是，国家发改委叫停玉米加工乙醇项目，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将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现在，人们的疑问是：政府是否取消了对现有玉米加工乙醇企业的补贴。如果一方面禁止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另一方面给予现有企业以补贴，那等于授予现有企业以垄断地位，是不公平的。更大的问题是：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决定似乎表明，以前出台的鼓励玉米生产乙醇的措施是不正确的，那又如何证明这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
玉米可以生产乙醇，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经济意义上的能源之供应是没有限度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油井的开采率；哪怕石油枯竭，人类也可以找到替代性能源。能源绝无可能出现“绝对”危机。
只是有一个前提：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各种能源的供需将保持平衡，如果某种能源比如石油价格上涨，那将刺激人们提高石油利用率或开发替代性能源。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价格信号不受扰乱的制度环境下，整个社会才能把一种物品用于发挥其对人类最大效用的用途上。
就说玉米吧。玉米可以作为粮食供人食用，正是玉米和甘薯在明末从南美传入中国，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才让中国人口有较快增长。现代新技术又让人们发现，玉米可以生产作为汽车燃料的乙醇。粮食对于人的生存当然十分重要，而乙醇燃料对于改进人们的生存状态，同样十分重要。一个社会得在这两个不同用途之间做出选择。关键是，谁来选择，怎样选择，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可以设想两种选择方式：要么由政府来选择，要么由整个社会透过市场机制进行集体选择。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中对此问题有过专门论述。计划体制消灭了价格信号，因而，计划当局根本无从确定用哪种方式建造一座房屋最“经济”、最有效率，它甚至不清楚，为什么要建造房屋而不去建造垃圾站。简言之，取消了价格体系，资源的不同配置对人的效用是无法进行计算的，计划当局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必然无法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
价格信号受到政府管制因而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同样如此，也许只是程度稍轻一些。今日中国是否到了寻找汽油之替代性产品的时候了？无人知道。
政府以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发展替代性能源的时候。但是，汽油价格管制又导致乙醇生产无利可图，政府错上加错，对玉米加工乙醇项目给予补贴，这很可能导致了乙醇生产过剩，在两种可替代的用途中，玉米被过多地用于生产乙醇。假如本轮粮食价格上涨确与此有关，那应当受到指责的显然不是乙醇生产企业：对企业来说，表现为补贴的收入与通过销售而获得的收入，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对乙醇项目的政府补贴扰乱了乙醇的价格信号，企业家无从通过利润法则来确定，把本来用作粮食或者饲料的玉米转而投入到燃料生产中是否值得。
由于政府在汽油与其替代性燃料两个环节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所以，各路企业家无法在为中国消费者寻找替代性燃料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的决策：汽油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家指责这些企业家没有生产替代性燃料的热情；到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又指责这些企业家从大家的饭碗里抢粮食。
玉米究竟是用作粮食还是用作燃料最有利于中国人的福利？计划当局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价格信号不受扰乱、进入壁垒不复存在的市场，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因此，中国能否避免能源危机同时又避免粮食供应紧张，关键在于，能源市场、粮食市场是否处于“自然的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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