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是十个指头一般齐……”他明确指出，要在松辽、华北、东北、四川、鄂尔多斯地区多做些工作。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大大加速了我国石油勘探东移的进程，对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和实现质的飞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61年7月23日，大庆。
井架林立，钻机轰鸣，到处是石油工人穿梭忙碌的身影。
这个原名叫大同镇的地方，自从两年前第一口油井喷涌出油流以来，就如春天的竹子一样，一天一个样地拔节飞长。
看着这一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很久没有这么舒心地笑了。
他问康世恩：“现在能确定下来的储量有多少？”
康世恩回答：“7亿吨是肯定了，可能还会扩大。”
“好！你们要搞到10亿吨，有了10亿吨，一年就可以生产3000万吨了。”
3000万吨石油，对于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来说，份量不言而喻。
行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黑土地上，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出欣慰的笑声。这是他第一次来大庆。他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将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
大庆发现之快、储量之大，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然而三年前，当他伸出十个指头，要求石油勘探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齐”时，这个伟大的进程就不可阻挡地开始了。
这位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以他独特的石油工业发展观，拉开了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帷幕。石油战略东移
1958年2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听取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翟光明、王纲道的工作汇报。
李聚奎身上的压力太大了。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他工业部门都超额完成，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就是石油工业部。
在“一五”计划里，1957年原油产量应达到201.2万吨，实际只生产了145.7万吨。全国石油消费总量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达到62%。为了保证供应，1957年进口石油就花掉了1.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0%。
新生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深受石油短缺之困。石油工业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到底有没有大油田？石油人在思考，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也在思考。
当时，主流地质学认为：海相沉积地层孕育大油田，陆相沉积盆地不易生油。而中国的地质情况正符合难以形成大油田的条件。“中国贫油论”断定：中国“石油之储藏不丰，似可断言也。”
而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当时的石油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区，已经建成的玉门、克拉玛依等几个规模不大的油田，偏居西北一隅，石油受运输条件限制很难运出来。而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除了几个人造油厂外，没有油田。
偌大的中国难道就没有一个大油田？在广阔的东部地区，能不能找到石油？邓小平问计于中国的地质学家。
地质专家谢家荣认为，从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将来探矿方向，华北、松辽平原下面，可能有石油蕴藏。松辽平原应划为含油希望很大的地区，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
地质专家李四光也认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
专家们的科学论证，让邓小平逐渐把关注点转向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上来：石油战略必须东移！
当唐克汇报到石油勘探部署时，邓小平说：“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三者结合的。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一个方案出来。”
他特别强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破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齐。”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余秋里后来评价，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从战略的高度，阐明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道路，明确了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
石油部迅速行动起来。9天后，东北、华北、鄂尔多斯、贵州4个石油勘探处成立。随着形势的发展，两个月后又组建了松辽、华北石油勘探局，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油工业战略东移拉开序幕。在短短几个月里，32支勘探队挺进松辽盆地，点燃了荒原上希望的篝火。大庆油田诞生
1959年9月26日，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松基三井喜获工业油流，大庆油田诞生了！
大庆油田的投产，改变了中国石油供应短缺的局面。1963年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所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大庆油田发现的喜讯，在广阔的中国东部地区，一个个油田相继被发现，并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坚实的支撑。
1962年深秋的一天深夜，石油部办公楼里，两位部领导相对而坐，愁眉紧锁。
他们面前的一份报告，是准备向国务院要建设经费的。正在筹建中的大庆炼油厂，建设经费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
余秋里部长刚刚在中央开完7000人会议回来。他问李人俊副部长：“按照你的算法，最少得多少？”
李人俊说：“最少还差5000万。”
余秋里皱着眉头，担忧地说：“这个时候，别说5000万，就是50万恐怕也不会批啊!”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其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让中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期。维持生活支出成为第一需要，建设项目被迫纷纷下马。
正在筹建中的大庆炼油厂，难道就这样停下来吗？两位部长深为担忧。
果然，《关于炼油厂一期工程急需增加投资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后，他们没有听到下文。
彭真与余秋里商量：“好好准备个材料，我们一起去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邓小平看着报告上的数字说：“还不止5000万嘛!”
李人俊副部长忐忑不安地回答：“是5115万！”
“不就是5000万嘛!全国在下马，该下的硬是要下。但你们的这个石油工程很有来头，化纤塑料，该上的硬是要上！”
在国家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一笔批下5000万元，使大庆炼油厂一期工程得以兴建。
投产后的大庆炼油厂，迅速改变了当时中国油品短缺的局面，为其后调整巩固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最需要的工业支持。发展石油化工产品
伟人的思考总是超越时代的。1958年和1965年，邓小平曾两次考察四川气矿。在为自己的家乡终于有了油气田而高兴不已的同时，他思考着中国天然气工业的未来。
1958年2月，在四川石油勘探局川南矿区，邓小平踏着泥泞的小路，兴致勃勃地察看黄五井的天然气放喷情况。见到取暖用的天然气炉，他边看燃烧情况边说，天然气能生产化肥，化肥又能增产粮食；还可用来发电，可作多种化工原料。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多打井，多产油气，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1965年11月，他再次考察家乡的天然气生产情况。来到川西南威远气矿的威基二井，他登上山坡观看气井放喷。当巨大的气流喷出井口，喷出一条长达50多米的熊熊“火龙”时，他高兴地说：“多打一个大气田，国家的经济就会更好一些。”
两次考察天然气生产，使他对石油天然气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他说：“对天然气的利用，过去许多人都不大知道。石油部和化工部都要研究，提出一套利用的办法。如何利用四川的天然气，能不能搞一个年产5000吨到10000吨的氮肥厂，或者能不能从天然气中搞塑料，建一个年产1000吨的厂子试验。事情就是要去做，空喊是搞不起来的。”
几十年后，当“石油末日论”甚嚣尘上、天然气被视为21世纪的能源主角时，重读这段话，更能体会其中的意味深长。
几十年后，当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强劲崛起，有20多种石油化工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时，中国也沿着他指引的方向迎来历史性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期望。邓小平情系石油人
邓小平一生中考察过多个油气田，他到过四川、来过大港，去过玉门，与石油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对大庆油田，他更是关爱有加，前后三次考察。每次除了详细考察生产情况，他还不厌其烦地询问石油人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
1961年7月，邓小平第一次到大庆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前线，看着忙碌的石油工人，他问得最多的是职工生活。
他十分关切地问：“现在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伙食费多少钱?”
康世恩回答：“过去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十三四块钱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3角2分钱，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生活很紧。”
邓小平扭头对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价格调拨。”
在考察中，邓小平看到沿着油井种植的庄稼时说：“这个地方靠着铁路，有火车站，草原很平，汽车到处可以跑，到处能种地，这个地方太好了!你们可以办个农场，养乳牛、羊……井边多栽些树，最好种核桃树，可以榨油，又可以吸收水分，一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
他指示：“要好好种地，成立专业户，实行单独核算。要争取蔬菜、副食品自给。”
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参加会战的石油工人，粮食供应得到保证，并迅速发展起来了农副产业，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1964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二次来到大庆考察工作。当他听说职工每人每月可以吃上1公斤自产肉时，他满意地说：“这不错。”离开大庆油田时，他还关切地叮嘱：“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油田。”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大庆考察。他对大庆油田高产稳产十分关心。当听说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可以稳产到1985年时，他非常高兴。了解到试验区18年保持高产稳产时，他连连称赞说：“好，好，很好！”
他对大庆石油职工的生活极为关心，详细询问大庆蔬菜、肉食的供应情况，询问还有多少人住“干打垒”。当听说还有不少人没有正规房子住时，他说：“大庆贡献大，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
翌年初冬，第一批乔迁的老职工从“干打垒”搬进了新楼房。从此，大庆每年都在千里油区建起一片片新楼区。
大庆，沐浴着伟人的关爱，变成了一座生机勃勃美丽的石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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