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价定价机制终于能上能下

   2009-08-04 英国《金融时报》陈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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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经历两轮价格上涨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降了0.1元中国油价的定价机制终于能上能下。按照5月初颁布的《石油

  在经历两轮价格上涨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降了0.1元——中国油价的定价机制终于能上能下。

  按照5月初颁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在22个工作日内,当国际成品油价格涨跌超过4%时,发改委相关部门就会启动价格调整机制。但遗憾的是,在国际油价重新复苏的整体背景下,不断上调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引发一场社会公众的普遍公愤。

  7月底,在炎炎夏日中国际原油价格连续下跌,跌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时高达70美元/桶的水平,终于迎来接轨国际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第一次降价。尽管此次下调的价格幅度不大,但媒体认为这是发改委能公正执行办法的一种良好“信号”,并借此赢回一点之前失去的公众信任度。

  不过,就在公众和媒体普遍叫好的同时:中石油、中石化两大油老大在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向老东家发改委抱怨,认为当前的《办法》使得成品油调价机制仍过于简单、透明,导致投机、囤积等现象在各地频频发生,不利于整个油品市场秩序的稳定。油老大们又想故伎重演,郑重建议发改委:出于他们的销售压力,“应该采取多种方式,模糊化处理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包括国际成品油价格计算方法、启动调价的涨跌幅度等都需要调整”。

  关于定价机制的争论,自油价国际挂钩方案公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油老大们认为,过于透明的定价机制容易导致国内中小油商的囤油行为,从而影响他们的终端销售利润。而坊间则普遍认为,不公布具体的计算公式可能会导致程序上的不透明性和严重的黑箱操作,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成品油供给体系的实际效率。最为难的还是发改委,一方面担心中石油、中石化的销售利润,另一方面又担心不公布定价机制会招致公众的巨大压力。

  考虑再三,无奈之下还是公开定价机制。意料之外的是,这一定价机制一公布引来了如此强烈的投机行为。

  此时,两油老大重提定价机制的模糊化,正中了发改委的“软肋”。同时,为了不招致发改委的反对和公众的舆论压力,两油老大提出了“模糊区间”的说法,认为不应该把浮动空间顶死,而应该给决策部门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因此,他们此次提出眼下执行的4%涨跌幅,可以设计成一个区间,比如说当国际油价变化在4% 到10% 之间,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众所周知,高度垄断的行业下都会有投机行为。即使在当初完全没有定价机制的时代,国内成品油的投机行为依然密集存在。现在,两油老大重提投机扰市之事,使发改委重回模糊定价的“神秘主义”,实质上是对回收垄断权力的一种强烈隐喻。

  中石油就表示,“办法已经公布,我们并不指望回到过去那种完全不透明的调价模式中去,但至少要使价格管理部门和两大集团在调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试想一下,作为被管制的企业竟然会有直接参与调价的管制权力,这应该是对国家行业管制的一种绝妙讽刺!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实践经验来看,投机行为在可能拉高价格、恶化垄断者经营环境的同时,也有效改善了市场的竞争环境,增强了整体市场经营者的竞争力,从而真正做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效率。尤其是在高度垄断的行业背景中,更是如此。这一点估计发改委那些官员的心中是最清楚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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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调价就有此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向公众示意,让公众能信任现在政府,特别是发改委这样的实际决策部门能够严格执行新的定价机制,而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偏袒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父爱主义”滋生。同时,也可以充分考验了中石油、中石化应变市场的能力。很显然,从行政上取消市场上的那些中小投资商,可以更加有效控制国内成品油销售价格,但过于集中的市场结构可能会降低整个石油行业的垄断效率。这样,也就违背了国内成品油价格改革的真正初衷。

  尽管如此,但从发改委迟迟未动的举动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管制部门的发改委心中的担忧。他们还是担心中石油、中石化提出过于透明的定价机制可能引发市场投资的泛滥,而过度的市场投机行为可能会加大了中石油、中石化这个企业的盈利空间或者增加年底的财政补贴额度。在市场经济下,一方面在谈企业的盈利空间,而另一方面却还要谈财政亏损,是很奇怪的,是同一概念的同义反复。不过,在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是不得不注意之,它们并不一定存有冲突矛盾之处,而且可能是垄断市场异象行为滋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为什么如此高度集中的、有盈利潜力的行业还要谈亏损呢?政府还要给它们这么多的财政补贴呢?究竟是因为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呢,还是因为管制价格过低所产生的损失,抑或是为了完成能源安全的行政命令所产生的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如果真的是后者原因,那么政府会考虑行政职能背后所产生的经营成本,可允许他们适当提高销售价格。

  不管你相不相信市场,也不管你认不认同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观点,政府的确对垄断企业经营能力信息缺乏最必要的了解,他们一不清楚究竟在什么样水平的价格才是合宜的价格,也不清楚企业所进行的哪些投资是企业生产所需的必要投资,他们更不清楚一旦有行政性亏损之后,应该补贴多少。

  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断定,作为负责国家经济体制运转的最高机构,但未必对中石油、中石化所说的现行机制滋生的投机性做过深入的分析。而具有信息优势的垄断企业则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优势发出各种烟雾弹——比如市场滋生的猖獗投机行为——或者通过直接的院外游说等手段来俘获管制部门。而且,经济学家的众多研究发现,政府对那些由计划经济体制遗承下来的国有垄断企业都有种特殊的“父爱主义”情结。明知“儿子”有错,经营无方,但无奈之下还得顺从他们的过分要求,毕竟这些都是自己的“骨肉”。泛滥的“父爱主义”使得这些本只有经济职能的“孩儿们”更加骄横跋扈:他们希望做的不是增强企业的经营能力,而更希望从政府那里要到更多的垄断权力,哪怕是行政上的政府职能也是来者不拒;他们不愿意去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而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做些俘获政府的政绩工程。

  据报道,对于此次调价行为,两油老大都没有充分地预期,都觉得相当意外。事后更是以“经营压力”为由向决策部门实行倒逼式的索权。大家对于过度娇惯下垄断国企的本意应该有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吧!宠坏的“孩儿们”已经失去了对市场正常调节的判断能力,但不改的是寻求政府庇护之下垄断隐喻的能力。政府不应该这些“宠儿”的烟雾弹,而丧失了他们对垄断企业隐喻权力的根本性判断,这是对市场经济改革成果的一种严重侵蚀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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