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企业“走出去”：政治风险居首位

1月15日，《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能源与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许勤华领衔的研究团队完成。

　　报告综合了经济基础、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中国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风险等六大维度37个子指标，参考了共11个大型全球数据库，量化评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的能源投资的政治风险程度以及变化原因。

　　业界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较滞后，这份报告在风险的分析、研判、识别和预警方面，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

1 政治风险成为对外合作的首要奉献

　　全面提升能源国际合作，是现阶段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部分。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倡导推进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存在多种能源合作模式，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也呈现扩大趋势。

在发布会上，许勤华从国际政治角度解读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她说：“首先，从低层面来说，我们要使‘一带一路’地区真正形成一个能源安全比较良好的态势，极大规模地减少能源贫穷。第二，从较高层面来说，我们想把中国的能源实力发展成能源权力。权力是指相互的影响力，当中国的实力达到说话有人听的时候，你说这个地区缺什么，我们提供一个公共产品，大家都能享受到。‘一带一路’国家都表示赞同，认为确实有必要进行能源技术设施投资，它们缺少资本、技术，希望向清洁能源转型。这就是中国要做的事情，我们能源的目标在这里。第三，最高层面是中国想成为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是为了大家都好，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开心，自己玩儿。”

正如报告中提出，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能源资源禀赋的差异性，通过能源合作投资，既可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安全、减少地区能源贫困、改善地区人民生活质量，也可以为中国与沿途国家开展其他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报告提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的国情差别很大，我国企业对外能源合作面临的风险中首要的就是政治风险。我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充分认识当地存在的政治风险，做好事前评估，利用情景分析准备多种预案，以确保投资安全。

许勤华解释说：“风险就像人身上的癌症细胞，每个人身上都有，差别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会触发癌细胞变成癌症。风险对任何类别性质的国家都存在，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制度不同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一致。所以，国别、地区结构性的风险永远存在。差别在于，要意识到会遇到什么类型风险，要采取什么投资模式能够最好、最优地规避风险，使之不会成为真正的危机。”

为什么政治风险会成为首要风险呢？许勤华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是中东欧和中亚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受过民族毁灭的过程，民族心理是一种“过度敏感心理”。投资途经这些国家的时候，会对这些民族造成极大冲击。如果我们进行能源投资的时候，不注意把握这种心理的话，就有很大的概率会失败。所以，报告中采用政治、多重的宗教文化等复杂的多维度指标去评估风险。

投资与风险并存，由于能源投资的金额相对较大，在所有风险中，政治风险最不可量化和把控，而且容易引发国家间的纠纷，更需提前预防。许勤华说：“越是能源资源投资环境风险高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高压力，原本不清晰、不完善的环境法律规章，就越有突然改变或者被高度政治化的危险，给能源资源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

　　2 六个维度综合评估政治风险

这份报告对涉及经济基础、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中国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风险6个维度共37个子指标进行了评估，在国内首次提出专门针对能源海外投资政治风险评估的人大能源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度量。

政治风险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概念。在学术界，如何定义和量化评估政治风险是一项长期课题。广义的政治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在内的复杂、多因素变化产生的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能源资源投资低政治风险国家为新加坡和阿联酋。较低风险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文莱、捷克等14个国家。中等风险国家包括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越南等30个国家。较高风险国家包括孟加拉国、乌克兰、缅甸等14个国家。高风险国家分别是尼泊尔、东帝汶、巴勒斯坦、阿富汗。

与2016年相比，在2017年的评估中，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国家增多，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国家减少。从区域来看，较高风险投资地区是南亚和西亚北非，投资风险升高明显的区域是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但整体来看，中东欧的投资风险仍然较低，独联体国家投资风险较高，中亚地区较稳定没有大变动。

主要有3个因素导致了以上变化：一是欧元的大幅贬值对中东欧等国家的汇率变动产生剧烈影响；二是乌克兰危机后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产生种种后果；三是国际油价下跌打击资源国经济。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由于重建后的环境风险维度指数更关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在环境风险维度的排名中，较为靠前即低风险的国家以欧洲国家为主，这得益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意识与领导力，同时欧洲国家较高的环境治理水平，也使其有更好的环境表现。环境维度高风险13个国家中，分别为5个南亚国家、4个东南亚国家、2个西亚国家、1个中东欧国家和1个中亚国家。

报告显示，气候因素对这些地区的能源合作的影响正逐渐上升。我国企业应密切关注投资对象国的相关气候和环境政策，重视由此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利用政策变化衍生的契机选择适宜的投资策略。

　　3 报告兼具战略高度和现实意义

在发布会上，多位行业专家、学者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了改进建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认为，这份报告非常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对能源投资的政治风险关注不够，更多关注的是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等。对政治风险没有形成一个固定学科，能源政治研究人才相对较少，能源政治研究智库也不多，相关研究显然滞后。另一方面，能源政治风险研究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建议人大开设相关学科，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的研究。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刘强说：“作为报告的使用方，我认为这份报告有4个特点，一是前沿性，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宏观战略。第二，时效性，契合国家能源革命的战略，探索深化对外开放、推动企业走出去，这些迫切需要。第三，综合性，报告涉及多因素、多维度，有很多量化评估，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评估报告。第四，实用性，不仅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在学术方面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刘强认为，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密切相关，今年的报告中增加了气候评估维度，充分体现了能源和气候的关联性。他建议，首先再增加一些其它因素的考量，比如“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公信度、落后产能、生态风险问题，这是合作国关心的问题，要建立在互信共赢的基础上。其次，考量合作国的合作意愿，这取决于大国间的关系或政治因素。最后，希望进一步深化和应用。特别是促进企业“走出去”怎么规避风险，怎么扣紧共赢，进一步推动合作。

中国海油政策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胡森林认为，“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是一个大话题，其中涉及到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过程中，我们必然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全面认识、客观评价可能遇到的风险，构建必要的风险预警和管控机制。从政府到企业，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既要防范未然，也要探索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希望这份报告真正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行动指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如泉建议，报告要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进行更多的结合。“一带一路”的内涵包括“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比如说能源金融的角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能源政策、对外合作条款、能源产品贸易、国际贸易的畅通程度、市场化程度、能源基础设施的联通性等，报告如果从这些角度做出国别概述会更加精彩。

他补充说：“另外，由于这份报告更多服务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建议报告的结果进一步量化。评估风险的高低，通过分析往年案例，比如什么原因导致某个项目的投资增加了多少，或者导致某个项目停产了，或者影响它的内部收益率，算出量化结果，这样可以看到风险到底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多大影响，对企业来说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