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北大央企论坛”去年12月28日在京开幕，论坛主题是“环境·责任·转型——绿色发展与清洁能源之路”。多位行业专家、学者围绕在能源转型大趋势下，如何推进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石油集团对天然气产业发展的贡献等话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本届论坛由中国石油战略支持，经济观察报、新浪网、新浪微博、凯迪网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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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天然气是大势所趋
迄今为止，全球已经发生了两次能源转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初期阶段。中国的能源结构处于以煤炭为主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转变趋势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史丹认为，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的结构变化有三大特点：第一，从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再到无碳能源的转变；第二，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第三，能源的利用和供给方式，从集中、规模供应向流动、智能供应转变。
史丹介绍说：“我国没有经历过从煤炭到油气的第二次转型过程，油气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偏低。未来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10%以上。但是，目前国内市场接受天然气很艰难，我们离规划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据统计，2015年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的占比为5.9%。在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提出天然气占比要提至6.8%。这意味着天然气要比其他能源发展得更快。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源开发量不断增长，但是开发难度很大，短期内形成不了生产能力，开发成本比较高。
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史丹说：“国内的天然气市场不太成熟，应用规模比较小、相对价格比较高，造成供给和需求的情况频繁变化，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都非常不利。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因为天然气的价格较高，对我国能源结构的改变是不利的。”
目前，我国天然气的产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进口天然气的占比不断上升。从总体来看，天然气对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15年我国的依存度已达到38%，2020年预测将达45%。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院长贾爱林认为，保障天然气的稳定供应，是今后发展的长期方向。清洁能源的需求、应对气候变化，对天然气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能源的背景下，中国石油积极发展天然气开发。国家能源结构供给侧改革为天然气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贾爱林说：“发展天然气是一个大趋势。目前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是63%，石油是18%，天然气是6%。国务院办公厅在能源战略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要达10%。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天然气的消费量要增加300亿立方米以上，我国天然气的消耗要增加1000亿立方米以上。预计在整个能源消耗中，天然气的消耗量2020年要达到3600亿立方米。”
加快价格改革和资源开发是关键
国内天然气市场发展不太成熟，而天然气又是替代性非常强的能源品种，在这种形势之下，该怎样推动天然气的稳定发展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呢？
史丹说：“我认为国家政策非常重要。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对政策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国家政策，从财税政策来说，对天然气、非常规气的发展都有逐步优惠政策。从产业政策来说，国家也鼓励天然气发展，制订了很好的天然气发展规划。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认为从当前来看，就是价格机制没有理顺，天然气改革滞后。当前，天然气出现的过剩是属于短期性的价格性过剩。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天然气供给不足，一部分原因就是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投入不足造成的，造成了供给能力的短缺。”
史丹认为，实现天然气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必须要加快天然气价格体制的改革，加快天然气资源的开发。
对此，她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加快天然气和能源价格体系的改革。要使天然气增加竞争力，不仅要改天然气，而且要改其他能源，如煤炭和石油。通过征收碳税，推行碳交易，使高污染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增加天然气的竞争力。实行峰谷差的气价和季节性价格，用价格调整供需关系，削峰填谷，平稳供需关系。还要制订科学合理的、不同环节的天然气价格的成本分摊机制，还要解决民用天然气和公用天然气的交叉补贴问题，以及改革定价机制。要考虑三大石油企业怎么卸掉签订长期协议的亏损包袱，促进健康发展。一方面要承担保障国家安全供给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要在改革当中分摊安全保障的成本。
第二，加强资源勘探，管网建设。天然气的供给成本比较高，我们在气价比较高时，为了保证天然气的供应，签订了价格较高的长期协议。如果我们通过加强本国资源的开发，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天然气的开发投入，引入不同的战略投资者和社会资本。另外是加强管网建设。天然气的销售、市场规模是由管网所决定的，必须要加快对管网的建设。
第三，实现燃料替代，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要想扩大天然气的市场空间，就要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国家这方面的任务很艰巨。天然气发电的价格承受力是非常低的，现在很多天然气发电厂都处在关停的阶段。有序发展天然气需要政策措施，一个是要制订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法。另外，要在天然气发电的设备进口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比如关税等等，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降低天然气发电的成本。另外，把天然气价格和发电上网的价格形成很好的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电力市场化的改革。
在推动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保障清洁资源供给方面，近年来中国石油也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最近十几年，中国石油的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快速增长，引领我国成为天然气生产大国。
据贾爱林介绍，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能源的背景下，最近十几年，中国石油的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快速增长，引领我国成为天然气生产大国。2005年中国石油的天然气产量只有365亿立方米，2016年达到980亿立方米，2017年可能超过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70%左右。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石油为我国天然气产业贡献了70%的产量，我国天然气产量从2005年的世界第15位上升到第6位。
中国石油依靠自主创新勘探了六类气藏、四大气区。六类气藏包括：低渗致密、高压凝析气、碳酸岩盐、疏松砂岩、火山岩、高含硫。我国的天然气资源都属于开发复杂类型的气藏，常规气藏在国内的比例非常低。同时，中国石油形成了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青海四大生产基地，占我国总产量的90%左右。
此外，中国石油积极探索新领域，推动非常规天然气规模化发展，同时构建了我国天然气工业体系，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进口管道气全部由中国石油运营，已建和规划在建的天然气管道规模非常庞大。
天然气价格改革的三条路径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认为，关于我国天然气产业链结构改革，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结构改革和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按照不同指标,一般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约束”是不可改变的条件，必须要在约束的框架内来做。价格改革是结构改革的必然结果。
从2005年到2015年，总结这十年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可以用“一大成就”和“三大问题”来概括。改革路径有三条：上游缓进，中游过渡，下游强制。
刘毅军介绍说，天然气价格改革的“一大成就”是，大幅提高了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天然气跟其他替代能源比价趋向更加合理。我国也建立了一些传导机制，尽管还不是特别顺畅。
十年中留下了“三大问题”。第一个是双轨制或多轨制问题。双轨制早期一直伴随着天然气的改革。比如说现在还有双轨制，居民用气价格和非居民用气的价格也是双轨的。第二个就是捆绑定价，发改委出台了管道定价的管理办法，做了一些改革。整体上，现在门站的办法是生产加管道的成本作为内部成本，从学术角度看，捆绑定价是有长期负作用的。第三个问题是管网定价偏高，十年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是强化了。
刘毅军认为，改革的路径有三个：上游倾向于比较缓进，中游要有过渡缓解，下游是政策强制，扩大市场。“我也列了一些改革，主要是存量矿权的问题，准入和市场化，特别是已经拥有，或者控制矿权的企业，要允许通过它的方式进行市场化的运转。我不赞成简单退出的方式，当然，国家可以跟石油公司进行分成，因为石油公司最了解这个情况。”他说。
电力体制改革以后，“管住中间，放开两头”这个目标基本明确，但是管道这块还需要过渡期。定价中心的方式会深深影响产业链改革制度的设计。低油价时，油价50美元的时候是改革窗口期，有积极作用；但是超低油价的时候，特别是低于50美元时，对上游的改革就会非常困难，担心低谷的问题。
“从中国石油看，销售业务板块进行了改革，主要是为了强调管网改革，过渡产权的模式逐渐清晰。保留三桶油，管网公司要成为独立运营的企业，运输和销售分离，销售成为单独运营的企业，独立运营的管网公司实行混合所有制，采取过渡的方式，这是由我们国家复杂性所决定的。”刘毅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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