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于5月18日在南海宣布,我国正在南海北部神狐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截至5月17日15时,总量试采12万立方米,最高产量达3.5万立方米/天,平均日产超过1.6万立方米,其中甲烷含量最高达99.5%。勘探显示,南海神狐海域有11个矿体、面积128平方公里,资源储存量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1.5亿吨石油储量。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
可燃冰经过年复一年地积累,形成延伸数千乃至数万里的矿床。科学家的评估结果表明,仅仅在海底区域,可燃冰的分布面积就达40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海洋总面积的1/4。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可燃冰分布区多达116处,其总储量比全世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加起来的储量还要多几倍。全球蕴藏的常规石油天然气预计在四五十年之后就会枯竭。能源危机让人们忧心忡忡,而可燃冰就像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珍宝。科学家估计,海底可燃冰的储量至少够人类使用1000年。可燃冰不仅储量大,而且能量高,据测算,1立方米的可燃冰等同于160立方米的气态天然气,加100升天然气的汽车能够行驶300公里。如果汽车能够加入可燃冰,那么理论上100升可燃冰可跑5万公里。可燃冰的前景十分诱人,但是对其的开采面临一定的挑战,开采可燃冰时对甲烷气体难以进行有效的收集,布设收集管道是个难题,如果甲烷泄露,将会造成气体污染,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丰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如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如果可燃冰的成功大规模开采并应用,势必也会带来21世纪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现行的石油美元体系确保了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因为进口石油的国家需要大量美元来购买石油,这些美元必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这就造成了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如果不是为了进口石油,这些国家可能不会想要购买大量美元。因此,石油美元体系人为制造了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这些贸易和石油美元向美国国债的回流人为制造出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如果不是石油美元体系,这种需求可能不会存在。这种需求让美国政府、公司和公民能用更低的利率借到更多的钱,因为大部分的贷款利率都跟国债利率挂钩。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美国债务总额开始飙升,这个时间点正好跟美国放弃金本位、石油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相重合。这也证明了石油美元体系至少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取大量债务能力的一部分原因。而一旦可燃冰成为了一种主要的能源,那么石油地位必然下降,如此一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然受到影响。据报道,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可燃冰商业开发。他认为,中国这次可燃冰的试开采成功,实现了中国在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上的领跑。它将会是继美国引领页岩气革命之后的,由中国引领的可燃冰革命,将会推动整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
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可燃冰对石油的取代导致石油价格下跌,必将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沙特75%的政府收入依靠原油,现在的油价在50美元一桶附近徘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油价维持在每桶50美元,沙特的现金将在5年内用尽。油价下跌使得该国的财务状况遭受重创,2015年沙特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近100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一半的收入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近年来由于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也令俄罗斯的国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早在2014年,国际油价下跌到80美元一桶的时候,俄罗斯已大呼吃不消。而现在的油价只有50美元一桶,其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俄罗斯财政部曾做过一个预估,国际原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700亿卢布(合15亿美元)。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俄罗斯政府只好铤而走险,放任卢布贬值。近来年卢布成了世界上贬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俄罗斯这样做是因为国际油价以美元结算,俄罗斯财政收入以卢布结算,在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下跌的同时,卢布也要做相应的贬值,总体收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而一旦中国的可燃冰正式进行商业化运行,对石油价格的冲击势必会比美国页岩气的冲击更大。
而作为可燃冰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对中国来说尤为明显。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源供应还不能完全自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外来能源供应。可燃冰如果能够实现商业化运作,保证一定数量的能源供应,将会极大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对外来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从战略上十分有利于大大提高我国能源供应的自给程度,从而影响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与能源价格。从军事战略上说,能源自给程度的大幅提高,也将大大减轻海外能源经由海上运输线路运回国内的安全防护压力。
可以说,能源革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我国应当抓住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同时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者:景乃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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