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重塑全球能源供求格局

超级周期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宗商品价格一反常态,出现长期且大范围的上涨。虽然学术界对超级周期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在过去十年里,大宗商品繁荣和萧条周期极大地保证了它达到了最高级别,如在峰值时,全球矿产资源的开支超过全球GDP的6%,或超过通常比例的三倍,来自中国的需求上升和供应受限,促进了其上涨。本文主要分析未来二十年及更长时间内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和能源供求变化。

　　2003—2015年的超级周期

在2003年超级周期开始之前,全球矿产资源支出为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本文,我们使用石油、天然气、动力煤、铁矿石和铜作为矿产资源的主要例子。在1998年的最低点,全球矿产资源支出下降到全球GDP的约1.7%。仅仅10年后,全球每年在矿产资源上的花费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2%。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期间,资源支出也几乎没有减少,2011年,其占全球GDP的5.9%。

在过去一个世纪,商品价格强劲增长的唯一时期是70年代,当时欧佩克的石油生产商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实行封锁,石油禁运使油价飙升至12美元/桶。而80年代的矿产资源支出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甚至高于最近超级周期中的数据——6.5%。

这两个超级循环的性质有一些显著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是上涨的动力,全球经济对价格冲击作出了反应,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在这一时期,全球GDP增长率从1973年6.6%的峰值下降到1982年的1.1%。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反弹相对较快,主要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2005—2007年,全球GDP增长超过4%,到2010年这一数据上升至4.7%。

我们选择这些资源来做分析是因为它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且在能源和金属部门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几乎占地球上所有能源消耗的90%。铁矿石和铜矿石占开采金属价值的41%。黄金占矿山金属价值的36%,但我们将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其定价和价值不带动经济增长。其他金属被认为价值太小,不予考虑。

　　中国消费全球50%以上的铁矿石和煤炭供应

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源产生了强烈兴趣。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资源生产商无法做好准备,因为该行业正处于长期的投资不足阶段。

中国对矿产资源(包括金属)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推动了其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城市人口从1995年的31%猛增到2016年的56%,不仅催生了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而且对于消费的新产品和服务也产生了需求。在2015年需求高峰期,中国消耗了全球铁矿石和煤炭供应的一半以上和全球铜产量的40%。

　　新供应的投资逐渐加大

石油工业和矿业部门准备不足,无法对中国工业化迅速作出反应。需求激增伴随的是采矿业的资本投资长期下降:资本支出从1980年的960亿美元降至1999年的720亿美元,因为价格疲软阻碍了对新供应的主体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的低价格环境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每年投资约1500亿美元,远远低于80年代初期投资的3500亿美元。

随着需求突然增加,各行业的资本投资激增。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资本投资,2003年为2080亿美元,到2013年增长到超过7500亿美元。尽管该行业以前避免投资高成本和难以获取的资源,如油砂、深水油藏和页岩中的轻质油等非常规石油资源,但目前已经开始大量投资开发这些新供应。石油公司在北极开展了勘探活动,希望找到新的巨型矿井。矿业公司同样在2012年将其资本投资提高到超过3200亿美元的峰值,是2003年水平的3.5倍。超级矿,如蒙古Oyu Tolgoi的铜矿和澳大利亚皮尔巴拉的铁矿,其每个矿山的开发成本超过10亿美元,显著地增加了全球供应基础能力:铁矿石开采能力超过10亿吨,铜矿开采能力为400万吨或增长27%。

　　高价格鼓励了新型供应来源的发展

2004—2014年间,石油需求增长率每年接近1%。然而,供应投资开始赶上高油价。除了增加常规供应来源外,高能源价格鼓励扩大新的、更创新的来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已成为一种经济上可行的提取技术,用于提取封存在页岩矿床中的碳氢化合物。供应的增加导致价格下跌和超级周期的结束。

变化始于北美的天然气开发。到2011年,天然气创下了每百万英制热单位不到4美元的创纪录的低价格。这些低价格导致天然气直接与煤炭竞争,成为北美的首选发电燃料,这反过来又导致国内煤炭价格崩溃,并使全球市场供应过剩。

在天然气中使用的压裂技术同样被应用于富油矿床和轻质油开发,使得美国石油产量从2009年的每天700万桶增加到2014年的每天超过1100万桶。由于基本供应和需求的共同作用,欧佩克在2014年年底决定在面对价格疲软时不限制生产,这推动了能源价格的迅速下降。自2014年以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已下跌了50%以上。2015年石油供应量每天盈余约200万桶,在2016年年中才刚刚达到供需平衡。

　　在超级周期上升期间,生产率下降、成本上升

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2004—2014年间,每桶的起吊成本增加了300%以上,或每年11%,从每桶8美元上升到每桶28美元以上,提升生产率每年下降12%。2005—2011年间,石油公司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下降了约50%,到2015年年底,石油公司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下降了约90%,有时甚至更多。在2004—2009年间,矿工的生产率也每年下降6%,而2004—2014年间稳定在均值4%。

生产率的迅速下降是整个行业多年来生产率提高的逆转。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如更难开采的储备,对设备和熟练劳动力需求飙升导致的服务成本的增加,以及上游资本成本的上升。与此同时,资本纪律和卓越运营成为次要的因素。竞争也加剧了,包括来自侧重于确保资源供应而不是利用资源的国有企业。独立资源生产者发现自己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其表现形式是资产价格、发展投入和服务成本的上涨。不断上升的资本投资、生产力下降和竞争加剧,严重削弱了资源部门的价值创造潜力。资源生产者对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下降了约50%,而矿业公司的回报率则下降了约10%,即使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

　　资源生产者在经济衰退期间损失惨重

价格的大幅下跌严重损害了资源行业,生产者损失巨大。到2015年,价格下跌使年度全球资源支出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约50%。市场惩罚资源生产者,与2010—2013年的峰值相比,北美、欧洲生产商损失了30%至75%的市值。多元化矿业公司、综合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资源生产者的投资资本回报率额外下降了90%,而勘探和生产公司更是下降了约300%。作为回应,该行业大幅度削减了资本支出和劳动力,并加倍削减成本。

　　阻碍未来资源需求的因素

资源价格的极速上升和突然下降不仅影响了资源生产者,而且影响了全球经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2014年中期每桶110美元以上的高峰期为代表,比11年前的价格高出约90美元/桶,相当于从进口国向出口国转移1万亿美元。当价格开始下跌时,转移的方式是相反的,从出口到进口国的流量为7500亿美元,大于2016年沙特阿拉伯国内生产总值。

随着超级周期方向的改变,一些预测者预计价格下跌将促进全球增长,但对全球GDP的刺激效果弱于预期。展望未来,即使增长加速,需求增长前景仍是保持抑制状态,尽管这将根据个别商品和地区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资源需求驱动力取决于能否有一个国家取代中国成为新的需求引擎,但是这个可能性很低;人口变化;当前发展趋向于依赖资源较少的经济体。

　　资源价格下降只给了全球经济一个小的反弹

当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在2014年开始下降时,一个普遍的假设是:大宗商品萧条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福音。原材料的低价格转化为低进口价格,降低通货膨胀,消费者拥有金钱增多,以及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领域的支出增加。虽然在一些进口国中产生了刺激效应,但它不如预期那么明显。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弱,导致一些理论认为全球经济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长期停滞”,增长较弱的风险变得更加明显。

一些情况可能会抑制低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利益,但我们强调商品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预期因果关系可能证据不足的几个原因。

低油价将导致经济活动改善的信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石油进口地区(如欧洲)的消费者比沙特阿拉伯等出口国具有更高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共识是真实趋势方向恰恰相反,而高油价阻碍经济增长。然而,由于进口商和出口商改变了对低大宗商品价格反应的支出习惯,可能有理由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前形势下正在瓦解。

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可能未达到预期的大幅度增长,储蓄和去杠杆化是许多人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工业消费者正在向股东回报价值。Chase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天然气价格下降,美国消费者每存储1美元只支出81美分。因为这代表了美国总消费支出的0.5%到1.6%,这种影响可能被其他变化所抵消。

在其他市场,能源补贴和类似措施已经回滚,以加强政府的财政状况,限制对消费者的传递效应。在行业中,大宗商品的下游用户,包括航空公司和制造商,应该感觉到比他们上下线更低的大宗商品价格。然而,对于一些制造商来说,降低原材料成本被产品需求降低所抵消。最近的研究表明,经合组织的资本投资因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需求低迷而放缓。此外,由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一些投资者担心,投资前景依然疲软。

与此同时,资源价格的下降正在减少出口商和生产者的支出。在价格下降之前,石油输出国通过税收和特许权使得他们获得的每一美元等同于他们花出的每一美元。现在收入的突然下降迫使许多经济体削减开支。对于一些海湾国家来说,2015年的支出下降了600亿美元;在中亚一些国家,2015年的公共支出下降了1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出口商控制支出,企业资源生产商正在撤回投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正在流离失所。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看到需求下降,造成裁员和延期支出的连锁反应。2014—2015年,石油部门的投资减少了约2150亿美元,约占全球固定资本的1.2%,或几乎占全球GDP的0.3%。此外,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资源部门空出的资本投资可能获得有限的重新部署机会。

在央行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时候,油价急剧下跌的通货紧缩压力已经打击了全球经济。欧洲和日本都试图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恢复增长和避免通货紧缩,而美联储只是逐步提高利率。由于生产成本降低,实际和预期的通货膨胀下降提高了实际利率,这压制了需求增长。与过去的石油价格下跌不同,货币政策实际上可能推动消费者在资源价格下跌时节省更多的意外收入,因为他们寻求安全和收益以抵抗全球低利率的长期趋势。

　　一个新的超级循环似乎不太可能

超级周期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能否再次发生。中国可能正在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继续将重点放在快速工业化,作为其繁荣的道路。然而,对于资源行业,类似于中国带动需求的另一次激增似乎不大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以与中国相同的规模或步伐实现工业增长。此外,目前的效率趋势以及向服务业经济活动的转变意味着全球资源增长的强度可能会减弱。

除了技术之外,决定能源需求前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发展路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强度。中国快速工业化和投资增长导致了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的大量涌入。如果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其发展中以类似的步伐沿着类似的路径前进,则有可能有一个20年的展望,即需求快速扩张和供应压力严峻。然而,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表明这种前景不太可能。

全球经济整体面临要维持过去50年每年增长3.5%的增长率的重大挑战。以往的MGI研究表明,过去半个世纪,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在改变,在一些国家,这种“人口红利”已成为“人口赤字”。生育率已经下降,在许多国家,它们已经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替代阈值。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预计所有20国集团成员国的劳动人口都将下降,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这已经既成事实。中国的劳动人口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下降,预计到2050年下降23%。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未来50年中,平均就业增长率将下降到每年0.3%。鉴于这些人口趋势,全球经济增长的责任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

除了顶线增长下降,增长的强度可能继续其过去几十年的下降趋势。经合组织国家20世纪中期的发展见证了金属使用的强度在50年代末达到峰值。最近的研究表明,经合组织国家能源使用与GDP长期脱钩,而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使用与GDP脱钩的速度更快。

在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可以预期相当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投资的速度可能比中国慢,因为市场结构和治理的差异。而发达国家对资源的需求可能继续其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脱离的长期趋势,“高峰期”的概念可能在这些市场已经达到。英国的高峰材料消费有充分证据,这一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许多公司的战略中。假设这种转变发生,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强度将下降、变平或在较低水平达到高峰。

影响全球经济的超级循环是一个非凡的事件,即使是对于惯于繁荣和萧条循环的资源行业来说。在经历了损害生产力的大量投资情况下,一系列资源行业的生产者面临着挑战。然而,对于所有力量和影响,超级周期仅仅掩盖了其在未来影响大宗商品的更深层次和永久性的转变,强大的新技术正在日益改变资源的供求模式,对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整个全球经济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