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期能源政策大事】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改头换面”的白宫网站几乎删除了所有气候变化相关内容，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能源计划”。
1月2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推进拱心石XL(Keystone XL)和达科他管道两项输油管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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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不断兑现他在竞选中提出的立足国内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独立的能源政策纲领，这将对全球能源格局，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保障成本带来怎样的影响？《石油商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朝全。他认为，中国应立足国内资源、“一带一路”、中美合作三大基础，夯实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深化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推动中美能源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水平。
能源新政对世界和美国能源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商报：今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伊始，就发布了以实现“能源独立”为核心内容的“美国优先能源政策”，这将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朝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能源政策”的核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促进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发展，降低能源对外依赖；消除“气候行动计划”等对美国能源产业的限制；推动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其特点是通过增加低成本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该政策否定了奥巴马政府倡导的以发展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政策，将对世界和美国能源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增加世界能源供应，加快美国能源独立进程。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2020年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将分别达到5.3亿吨和8682亿立方米，分别较2016年提高13%和16%。目前，美国天然气已经基本实现自给，估计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2005年60%的高点降至2016年的27%，2040年将进一步降至10%。如果能源新政得到有效落实，将加快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
其次，增强美国对国际油气市场的掌控能力。数十年来，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地缘政治”手段影响国际油气价格的能力，而能源独立将提升美国对市场手段的运作能力。未来，美国会综合利用“金融+地缘政治+市场”手段影响世界石油市场，搅动世界油气市场的脆弱平衡，通过操控油气价格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再次，为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拓展腾挪空间。能源独立的持续推进，将大大增强美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等领域的自主性，加大其处理国际事物的挪腾空间，减少国际社会治理的后顾之忧。预计，美国中东政策将由地缘政治基础向能源关系基础转变，或将通过与俄罗斯、沙特等产油大国合作，以及打压伊朗等敌对油气生产国等方式，实现高油价与市场份额的双丰收。
对中国能源安全影响 应该是机遇大于挑战
商报：特朗普能源新政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有怎样的影响？
刘朝全：北美非常规油气革命以来，对全球能源格局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新政，对世界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的影响不可小觑。总体来看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大于挑战。
从机遇看：一是美国能源独立及对外依赖度的降低，将为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提供更多机遇。特朗普能源新政将促使美国减少在中东、拉美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区的油气进口份额，预计2020年前将释放1500万吨石油、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市场空间，为中国油气进口多元化提供了契机。
二是特朗普能源新政将令国际油价回弹承压，降低中国能源进口成本。近期看，新政将推动美国油气产业发展，增加世界能源的供应，使国际油价回弹承压，可降低我国能源进口成本和经济发展负担。
三是美国投资环境改善将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油气合作提供更多进入机会。特朗普新政重务实经贸、轻意识形态，有望减少对中国企业的偏见，放宽准入限制；特朗普主张兴建油气管道、LNG出口终端等大型基础项目，承诺增加联邦油气开发土地租让，还可能解禁北极和大陆架的油气勘探开发，将为中国企业，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参与美国油气投资和工程建设提供进入机会。
商报：主要挑战会有哪些？
刘朝全：从我们的分析看，挑战主要是：一方面，特朗普的商人特质，决定了其上台后将更多从经贸而非政治角度考量中美关系，并根据中美间经贸利益来制定对中国的能源政策。未来，在中美经贸关系无法满足美国利益的情形下，美国可能会通过推高国际油气价格，增加中国油气进口和能源消费的支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长期看，会增加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成本。美国可能通过干预产油国能源和外交政策等手段，加剧中东、中亚、非洲等全球油气富集区以及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油气运输主要通道的紧张态势，威胁连接中国与石油出口国的运输通道安全，迫使我国增加石油储备，采取相应的供应保障措施。
美国能源政策演变历程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能源自由发展。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和马歇尔计划共同加重了美国的石油供应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强化能源安全。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和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双重影响，美国政府和公众极大地增加了对于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视，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能源政策。
20世纪80至90年代，能源政策有所软化。在此阶段，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转变，同时经历了石油危机的考验、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政策实施，能源供需矛盾得到较大缓和，加之国际油价暴跌，美国能源政策有所软化。
21世纪以来，促进能源独立与清洁能源发展。国际地缘政治态势复杂多变，尤其是“9·11”事件加剧了美国政府对于能源问题的担忧。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提高能效、鼓励新能源发展成为美国能源政策主要基调。 摘编自《国际石油经济》
中国企业遵循稳健运营原则，抢抓机遇规避风险
商报：面对机遇与挑战，您认为国家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刘朝全：针对特朗普能源新政可能对全球能源格局及我国能源安全带来的影响，建议国家以国内资源为基础、以周边国家为重点、以中美合作为支撑，有效提升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水平。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必须立足国内勘探开发，提升国家能源安全自主保障能力。国内资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应树立底线思维，确保夯实国内2亿吨石油产量，着力提高两种能力：加大新疆地区、鄂尔多斯盆地等的勘探开发力度，加强非常规和海上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能源价格低位时机加快油气战略储备建设，提高国内资源的接续和保障能力；有序推进新能源发展，积极发展电能储备技术，提升我国的能源战略替代保障能力。
其次，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能源外交关系，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水平。“一带一路”是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机遇窗口。“一带一路”特别是周边国家，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支柱，应积极联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实施油气全产业链协同共赢战略，通过资源与市场共享、通道与产业共建，构建开放型的油气合作网络，培育自由开放、竞争有序、平等协商、安全共保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全球能源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的集体安全。
再次，加强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全方位互利共赢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源合作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积极推动我国石油企业扩大在美能源投资，加强中美间在勘探开发、炼化、贸易、管道、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深入合作；创新中美能源合作模式，通过资产并购、股权互换、战略联盟等方式拓展企业间合作层次与范围；加强页岩油气、煤炭清洁利用等方面的技术合作与经验分享；积极参与并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发挥和引导欧佩克、国际能源署(IEA)的作用，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中国能源安全保障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商报：对于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油气企业，有何建议？
刘朝全：应遵循“稳健运营”的原则，抢抓机遇、规避风险。
比如，及早谋划在美互利双赢合作领域。在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两国政府合作大框架下，将中美油气合作作为未来业务拓展和资产优化的新领域予以谋划，密切关注在美国大陆架勘探开发、陆上老油田提高采收率、天然气产业、炼油化工、油气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机会。
再如，创新在美合作模式。借助推进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国企与民企合作，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共同拓展在美业务。还可以通过资产并购、股权互换、战略联盟等灵活方式，与美国油气公司进行利益捆绑，在美国联合开展投资运营。
鉴于特朗普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未来应尽量以投资和工程技术服务方式与美国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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