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天然气市场，改革的速度要比往年来得更快、更密集。
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正式开启;年中，LNG接收站的窗口期拍卖正式落成;年尾，三大石油公司齐齐发力，保证冬季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上述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是今年一系列改革动作的一个缩影。从年初开始，各级政府部门对天然气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指引。
天然气改革提速
今年4月，*发改委发文通知，要求加快完善国内产供销储体系建设，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天然气储备能力等重点工程亲自督办;5月出台文件，将居民天然气价格和非居民天然气价格并轨。
9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特别要求国内天然气产量要在近几年实现快速增长，对天然气行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作出指导。
企业层面，“三桶油”从年初开始，就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产供销储体系上的改革措施。中石油和中石化、中海油分别就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快速达成了合作，目前已经建成了包括广西、大港等多个互通点。
产量和进口量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天然气产量115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3%;天然气进口量为88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7.6%。特别是去年冬天出现问题的中亚进口气，至今为止的进口保持超出预期的稳定，全年满足90亿立方米的进口量问题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LNG接收站的开放，非“三桶油”的企业对于天然气的进口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0月底，LNG公平开放后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中标的*船气到岸，今年陆续还会有两个窗口期交易开放，为民营企业参与天然气进口市场提供了重要途径。
在该船顺利到达后，多位民营天然气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对于今后企业参与天然气进口持乐观态度。“实际上，按照去年冬天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对于这个市场的良性发展是比较悲观的。但是通过LNG接收站的开放，我相信市场会越来越健康。”一位民营天然气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即便如此，今年冬季的供给形势仍不容乐观。10月24日，*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冬季天然气保供情况的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全年天然气已落实可供资源量2635亿立方米，比去年增加249亿方;新开工储气项目近100个，预计可形成储气能力约16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约35亿立方米以上。
但按照今年消费量的增幅来看，前三季度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幅已经达到18%，市场对增加的249亿方天然气够不够用仍有疑问。
“实际上，今年的资源准备量可以达到350亿立方米，发改委的统计数据其实是比较保守的。”北京世创能源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杨建红告诉记者。
除了资源的准备量以外，互联互通工程带来的南气北运，在今年的高峰时期可以达到每日3000万立方米，按照*的要求，高峰时期调动资源的问题不大。
但从企业视角而言，或许不能对冬季的情况过于自信。首先就在于，南气北送过来的天然气，价格几乎翻倍。
在此前记者对于一些南气北送地区——河南的气价采访中，用气企业告诉记者，来自南方的气，要比此前北方的天然气贵了一倍，超过4元/立方米，很多单位用不起这些天然气。“气价太过昂贵，气送来会不会用要打个问号。”该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第二个原因在于，中亚进口气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能否保证今冬的稳定供应，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稳步推进“煤改气”
然而，就算上述担心全部得到化解，在供给稳定、需求可控的情况下，推行煤改气依然有着和去年一样待解决的问题。
时钟拨回到去年，全国大范围出现用气紧张的情况，而煤改气的供需错配，成为了主要原因之一。
煤改气的大干快上，原本河北省下达的计划是居民煤改气180万户，锅炉煤改气4500蒸吨。但实际情况是，居民煤改气预计完成260万户，锅炉改造11700蒸吨。
一省的供给出现紧张，连带整个中国天然气供给系统出现难题。高峰时期，每个地方政府都跟中石油发文，要求保证供应，但对于供气企业来说，中亚天然气短缺，储备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亦难满足各地的要求。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供气企业和消费企业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从全国的统计数字来看，今年的供给形势的确比较乐观，需求方面的控制也很好。”他说，“但是，供气企业不是跟政府签合同，是跟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企业签合同，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
同时，各企业内部都有分地区且是独立核算的天然气销售公司，不同的公司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也会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供给情况签订合同;不同地区的政府，也会为了提前快速完成煤改气的任务，下达不切实际的指令。
正因如此，他认为，需要*出面牵头，成立一个跨政府部门、跨地方政府和跨企业的领导小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把各有关单位的人员召集起来，以领导小组的形式推进煤改气，统一调配供给和需求，才能在煤改气的推进过程中，实现有序且高效的执行。
“能源结构的改变，不是几家企业就能完成的事情，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加上企业协力，才能实现通过能源升级改变环境污染。”他说，“没有一个统一且能够协调的小组出面，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方面太多，再度推行煤改气，还有可能会出现去年那样的乱象。”
纵观中国能源和环境治理的历史，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的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并没有管理结构上的先例可供参考。
在环境问题矛盾突出的当下，改善能源结构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与环境问题解决方案，需要更高角度、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考量，也考验着决策者改革创新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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