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安全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国家战略加以保障

9月14日,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中心的两座工厂遭袭击,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此次袭击让沙特关闭了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5%的石油产能。这导致各原油期货涨幅在10%-20%之间,创下1991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日内涨幅。

市场认为,如果沙特无法迅速恢复供应,填补遇袭所致的损失,油价最高可能上看每桶100美元。目前沙特对恢复产能的判断含糊其辞,恢复产能或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地缘政治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市场的判断较为悲观。

美国已经宣布将抛售石油储备,以抑制市场短缺造成的价格波动。虽然美国已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美国政府不会愿意看到油价上涨提升CPI,从而制约美联储作出降低利率的决定。石油价格的上涨并不能弥补沙特石油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并且如果复产时间过长,市场份额可能会转移到其他产油国。毕竟,在过去一段时间沙特主导的OPEC与俄罗斯等未加入OPEC的主要产油国,为了支撑石油价格持续进行了协调减产,其他国家有增产的能力。

但是更大的风险并未消除,即中东局势的走向。虽然也门胡塞武装部队认领自己使用10架无人机对沙特发动了攻击,但美国官员和沙特政府则认定有“幕后黑手”。如果美国和沙特对伊朗作出相关反应,可能会不利于全球石油供应,因为这一地区是全球石油输出中心。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多年以来石油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以及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约70%。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因此,对于中东石油供应最敏感的是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中东的安全与秩序与美国密切相关,一旦中东石油供应出现危机,对于美国而言只是价格波动,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则是面临一定供应风险。

作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没有受到石油安全的冲击,但也应未雨绸缪做好规划。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来自石油安全的冲击,并因此制定了详尽的应对机制。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中东产油国国有化、三次中东战争都曾影响了全球石油供应和价格,但并未危及美国自身的石油安全。

1973年代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出现的石油禁运,打击了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主要产油国产量的减少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使得1980年美国CPI快速上行至13.6%。这也是当时美国陷入长期滞胀泥潭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由此知道了石油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必须掌握中东局势的主导权。

在面临通胀压力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如果油价上涨过快,可能引发更大的通胀压力,并制约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空间。由于国内外需求在萎缩,如果油价上涨带动工业与运输成本全面上涨,则会产生一定冲击。这只是短期影响。就长期而言,中国也要为石油供应安全做好准备。

首先,可以考虑不断完善相关应对机制。比如,建立应对石油危机的管理机构与管理体系,制定相关法律;建立科学测算基础上的战略石油储备,这是核心,重视燃料转换能力建设、国内紧急增产方案等。中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管理体系与部署,但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尤其是完整的压力测试。

其次,摆脱对石油能源与单一来源的过度依赖。积极发展替代能源、新能源等,尤其是要积极发展电动汽车;实现石油来源的多源化,避免特定产油国占比过多;投资更多的国内外油气资源等。

其三,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机构框架下的国际协调,与新兴工业国家一起尝试确保中东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在过去一年,美国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都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这种制裁为该地区的局势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作为全球工业大国,中国需要有可信的能源安全战略。石油与核心技术一样,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如果说核心技术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主可控,石油安全则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国家战略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