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是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石油行业税费既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石油资源开发、石油终端节约利用的调控工具。未来税费如何调整，需要考虑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更需要考虑我国石油战略属性与发展定位。
各国石油战略属性因国而异
石油属于战略物资，石油出口大国与石油进口大国，石油的战略属性存在显著差异。
在石油出口大国中，石油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战略属性凸显。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石油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原油开采行业利润丰厚，政府通过原油开采、原油出口等环节较高的税费来分配石油财富，维持国民经济运行，石油租金占GDP的比重达到20%~60%；石油消费环节税费则相对较少。例如，2018年科威特、伊拉克等国石油租金超过当年财政收入，俄罗斯石油出口关税和开采税占到油价的60%~65%，石油出口大国国内汽油价格均低于0.66美元/升，消费环节税费占比不足10%。
在石油进口大国中，石油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能源属性凸显。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石油资源匮乏，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石油外汇支出规模大，石油安全面临一定风险。石油进口国主要通过开征消费税、增值税等消费环节税费，提高石油使用成本，达到节约用油、降低石油在经济运行中的比重等目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数据，2017年法国、德国、日本汽油终端价格分别为1.554美元/升、1.55美元/升、1.233美元/升，消费税和增值税占比分别为63.9%、63.6%和48.3%。
我国石油战略属性因时而异
我国是石油生产大国，石油产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产1.04亿吨上涨到2018年的1.9亿吨，增长近1倍。同期，石油消费量由9130万吨增长到6.28亿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由石油出口大国转向石油进口大国，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属性也相应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石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石油单井日产量高达30吨左右，开采成本较低，利润较丰富，石油租金占GDP比重的10%~14%；石油出口为国家换取了宝贵的外汇收入。随着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出口换外汇逐渐成为历史；1994年1月1日开征汽油消费税，开始从消费环节鼓励节约用油。
随着石油工业深化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石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基础能源属性显现。当前，国内原油开采由“稀井高产”转向“多井低产”，开采成本大幅提升，单井日产量降至2吨左右，石油租金占GDP的比重降至1%以下；国内石油已难以承担经济支柱作用，石油的战略属性更多地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能源方面。改革开放40年间，国内石油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也由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支柱转变为国家石油安全的基础保障。
石油战略属性转变决定税费改革方向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超过4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石油安全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重要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加大国内石油勘探开发力度、降低国内石油需求强度成为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现实选择。
加大国内石油勘探开发力度，增强国内基础保障能力，需要减石油开采税费助生产。我国石油勘探开发面临战略接替领域准备不足、老油田进入开发后期、新油田以低品位储量为主等问题，在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强化科技攻关力度的同时，适度调减开采环节资源税、增值税等税费负担，鼓励风险勘探，减缓“特高含水、特高采出程度”双特高老油田递减，助力低品位资源规模效益开发是实现国内石油产量止跌回升的重要举措。
努力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减低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需要增加石油消费税费促节约。石油具备商品属性，石油终端价格的高低影响人均石油消费峰值的高低。2017年美国汽油消费环节税费不足西欧国家的20%，终端价格为西欧国家的40%~65%，美国人均石油消费量接近西欧国家的2倍。当前，我国已出台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等多个油品的消费税，石油终端消费环节税费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城市建设和教育附加等。初步估算，我国汽油终端价格中税费占比35%~40%，高于美国20%的水平，低于西欧国家60%的水平。
展望未来，石油相关税费的调节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国内石油生产与消费状况、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属性变化而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石油税费调整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大局永远不变。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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