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未来十年对清洁能源的投资需增加两倍

上周，全球能源危机问题继续发酵，天然气和煤炭市场的趋紧带动石油需求的增长，推动石油价格突破85美元/桶。有分析认为，过去数年对传统能源投资不足是导致当前能源紧缺的主要原因，但国际能源署认为，脱离化石能源乃大势所趋，未来十年对清洁能源的投资需增加两倍。在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记者连线牛津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alcolmKeay展开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正面临通胀风险，各国央行需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通胀压力显示出持续不退的信号则应及时收紧货币政策。美国最快或将于11月开启缩减购债。此外，上周，全球税改最新方案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批准，普华永道税务专家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了其潜在影响。

如何确保能源稳定供应?

当前，能源紧缺使各国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同时，对传统能源的高度依赖也给全球敲响警钟。据统计，2020年，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化石燃料占世界能源供应的近80%，可再生能源仅占12%。国际能源署10月13日表示，如果全世界希望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维持能源市场的稳定，到2030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需增加两倍。实际上，欧洲一直大力推动能源转型，但由于该地区风能和太阳能(000591,股吧)受天气影响，发电量下降，因而受能源短缺冲击严重。

针对当前能源危机的原因以及能源转型过程中如何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连线牛津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alcolmKeay展开分析。

NBD：本次欧洲能源短缺凸显了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应如何维持电力价格的稳定?

MalcolmKeay：目前的不稳定性是由化石燃料价格的波动造成的。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较为稳定，而且呈下降趋势，但这种低成本还没有反映到消费端的价格上。在我看来，电力结构顺利转型的最好办法便是改革市场结构，将风能和太阳能生产的电力以长期合约的方式销售给消费端的灵活用电需求，从而解决这两种发电方式的间歇性问题。

NBD：当前的能源紧缺与能源转型速度是否有关?

MalcolmKeay：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转型速度本身，而是转型背后是否有全面的战略支撑。能源转型不是简单地用一类能源代替另一类能源，而是改变整个能源系统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取得的进展很少。

NBD：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在即。当前的能源短缺会对各国减排的讨论造成什么影响?

MalcolmKeay：当前的危机确实会让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的讨论更为棘手。不过我猜测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将着重强调尽快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IMF下调全球经济预期

10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正面临通胀风险，各国央行需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通胀压力显示出持续不退的信号则应及时收紧货币政策。

据IMF预测，全球通胀压力将持续上升至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中趋于温和，随后逐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具体到发达经济体，2021年的平均通胀率将升至2.8%，2022年下降至2.2%，比七月份的预测各上升0.4和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更大，2021年和2022年的通胀率预计分别为5.5%和4.9%。

IMF表示，各国央行通常可忽略因能源价格上涨或暂时的供应链瓶颈造成的价格上涨，但是一旦上涨传导至工资和核心物价层面就必须“非常、非常警惕”，央行可能需要提前收紧货币政策。

部分央行已经开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3日，智利央行召开会议，将隔夜利率上调125个基点，至2.75%。10月14日，新加坡金管局发布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声明，收紧新元货币政策。

美国方面，10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CPI同比上涨5.4%，超过市场预期的5.3%，连续第5个月同比增长超过5%，为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胀压力较大。同一天公布的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可能最快于11月中旬开启渐进式的缩减购债，到2022年中期结束。

此外，IMF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从7月份的6%微调至5.9%，全球经济明年增长4.9%的预测则保持不变。由于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紧张，IMF将发达国家的增速从5.6%下调至5.2%，其中2021年美国经济增速为6%，较前预测值大幅下调1个百分点。

G20力挺全球税改方案

10月1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发布联合公报，支持“双支柱”包容性税改框架，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建立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

这份税改框架由经合组织推出，主要包括重新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支柱一)和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支柱二)，将于2023年开始落实。根据经合组织预计，通过双支柱国际税改框架，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将转移至市场辖区；如果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不低于15%，全球每年将新增约1500亿美元税收。

支柱一适用范围为全球收入超过200亿欧元且利润率超过10%的跨国集团，这些大型企业需要将剩余利润(即超过10%利润率的部分)的25%重新分配至市场国交税。普华永道亚太区转让定价服务主管合伙人原遵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支柱一门槛较高，受其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00家左右，其中美国企业约占50%，中国企业约占8%。总体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从支柱一中获得的税收收益将高于发达国家。

根据支柱二，全球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跨境企业，如果在企业税低于15%的国家/地区有收入，则需要把这部分收入的税额补足至15%。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王鹏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指出，由于中国企业所得税率是25%，如果落入门槛范围的中国企业在境外规模较小，则支柱二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其合规成本将大幅提高。对于享受境外投资地区税收优惠的跨国中资企业而言，假设当地税率低于15%，则可能需要在国内补足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