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赤男
１９０４年，李聚奎出生于湖南涟源县，１９２８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曾担任排长、大队长、团长和师长，是彭德怀麾下的一员爱将。红军长征前，李到红一军团担任红一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和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参谋长、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之职。 毛泽东放眼全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周恩来亲自点将，刚担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不久的李聚奎走马上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回头纵览历史，西方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对能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近些年来的几场海湾战争，美国的霸权主义让人类更加认识到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但石油对中国人而言，认识则要晚得多。 在历史记载中，旧中国石油资源几乎靠进口，这就是中国“洋油”的来历。在上个世纪之初，陕北的延长县来了一批外国人，他们从中国人祖坟的缝隙中打下第一口艰难出油的油井，结果中国便落了一个“贫油”的名声。 中国有石油，新中国建设需要石油，中国需要有人来干石油！ 建国之初，当毛泽东把目光投射到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时，便意味深长地对众人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石油工业几乎从零开始。当时，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退，留下一批石油、地质和化学方面的专家，他们都集中在燃料工业部，并以一个石油管理局领导全国的石油工业。１９５３年，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建议下，成立中国石油工业部的工作开始筹备。中央决定：由地质部、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分担这项工作。与此同时，首任中国石油工业部的掌帅人也开始选拔…… 李聚奎将军生前回忆，他到石油工业部任部长，是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将军征求他的意见并通知他这一消息。 “我１９２６年当兵，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当总干部部的徐立清通知我担任石油工业部长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李聚奎确实无准备。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中看到，现代化的战争必须有现代化的后勤。于是，他提出创办军队三大院校之一的后勤学院，培养军队后勤专门人才。 办一所好学院得选一个好校长。在全军范围内的选拔中，刚刚完成朝鲜战争后勤保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于１９５２年６月被任命为后勤学院院长。 学院成立后的培训工作很有成绩，突然改任，李聚奎始料不及。 “到地方去工作，这个消息太突然。”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到一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非常重要、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去工作，我真有点发怵。” 但是，徐立清的一句话让他只有服从：“这可是总理亲自点的将啊！” 李聚奎虽有点“发怵”，但他没有多说，脱掉军装到了地方。 李聚奎也的确能服从大局。他一生能上能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打折扣。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进入东北，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这时，领导让搞军事的李聚奎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他二话未说，便接手这项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完成了我军后勤由过去取之于敌到建立稳固后方的转变，保证了大兵团、大规模、大战役作战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面对现代化战争后勤的需要，身处保障前线的李聚奎经受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考验。当时，我军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李聚奎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依靠各级党组织顺利完成了大规模的物资筹集，建立了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命令在沿途设置了大量的兵站、医院和物资转运点等，以高超的领导能力和战争指挥艺术，完成了我军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和第一次出国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 当年负责落实这件事的徐立清将军透露：总理曾说，我国的石油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需要大量的石油。要尽快地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做这件事，把我们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才行！据此，军委向总理推荐了３个人，这３个人都是总理熟悉的人，其中就有担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的李聚奎。 徐立清在通知李聚奎时，谈了具体的决策过程：“名单送到总理那里，他考虑再三，圈定了您。您去当中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军委领导同志也都赞同周总理的决定，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李聚奎必须服从。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成立石油工业部的决议，任命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 周恩来面授机宜，李聚奎重当小学生。克拉玛依成为首任石油工业部长的“第一桶金”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块牌子在北京六铺炕的一座六层大楼门前挂了起来，新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而在此之前，作为首任部长的李聚奎，早已走马上任了。
多少年后 ，当李聚奎将军同他的秘书们谈起石油工业部的创业情形时，仍不无感慨： “我去的时候，（石油工业部）正忙着组班子，挂牌子。以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的几十个人为班底，大夏天挤在几间房子里办公，没有人讲价钱、谈条件，从一般干部到部领导，个个朝气蓬勃，废寝忘食，一心想早点把中国石油搞上去！” 到岗没几天，李聚奎让秘书找来部长助理徐今强，给他倒了一杯水，交待了一项任务： “你当我老师好不好？”怕对方不明白，李聚奎说，“你把我就当小学生一样，从石油工业所需的知识ＡＢＣ教起！” 徐今强给李部长制定了一个为期两个月、每天两小时的课程安排。李聚奎到石油工业部每天两小时学习、两小时处理文电、两小时找专家谈话、两小时办理其他业务的工作日程就这样开始了…… 当部长从小学生做起、从ＡＢＣ学起，是李聚奎的作风，也是周恩来的指示。 人代会刚任命李聚奎当部长不久，周恩来就找他谈话： “聚奎啊，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石油了。”总理与他在战争年代就熟悉，开门见山地说，“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要拿出油来啊！” 李聚奎忐忑不安地说：“搞石油我是外行，好多事情都不懂，我怕干不好啊！” 周恩来马上说：“没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他把凳子拉到李聚奎面前说，“石油部有许多专家，你把他们组织起来干，一定能干好！” 这话给这位新上任的部长既交了任务，也教了方法，同时也给了李聚奎信心和力量。不过，周恩来让李聚奎到石油工业部最终的目的不仅是学习，他有言在先：找军队同志来干这项工作就是要把军队的传统带过来，像指挥打仗一样争取快出石油。 李聚奎明白总理的愿望。石油工业部的牌子挂起来不久，他就带着理论学习中的问题到西北和东北现场去了。
建国之初，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是在“贫油”的阴影下起步的，但一代一代的石油之子踏勘找油的工作并未停止。其中，在玉门、独山子和抚顺安排了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找油，并在茂名设置了页岩炼油厂。李聚奎上任伊始就跑到基层，向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请教，同时进行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尽可能地给下面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据一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见过“石油部的老李”的独山子油田的技术人员回忆：我们在工棚里开会，来了一个穿大衣的老头，就坐在后面听。他乘坐的车放在很远的山脚前，我们也不知他是谁。他听大家分析情况，到食堂问大家能否吃得饱，还到井台同大家一起干活……后来问他，他告诉我们是“石油部的老李”，没一点架子，谁也没想到是部长！ 李聚奎在下面转，上面分管石油工业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经委领导薄一波开会找人，每一次都是部长助理或副部长到会。李富春和薄一波一直纳闷，但见到李聚奎在各地一份接一份向他们或石油工业部党组递交的报告后，才知道这位新部长的行踪。 “聚奎呀，你可真是个忙人！好几次找你开会，不是说你去了油田，就是到炼油厂，真是下功夫啊！” 李聚奎也乐。乐的另一层意思是通过学习、研究，他已把情况慢慢熟悉了…… 李聚奎到部里工作后，学一路、调研一路、思考一路。他了解到建国之初的石油工业情况正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国家要勘探天然油，一方面不得不花费很大人力、物力去试制造价很高的人造油。特别是对勘探天然油信心不足。 这其中，对开采天然油信心不足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他从综合来的情况发现：１９５２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４３．５万吨，且主要来自西北几个规模小而老的油田。而要发现新油田，并探明储量，不仅投入大、周期长，而且还没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意见便出来了：一则主张把重点放在人造油发展上；一则总体认为我国地域辽阔，有许多地方都有生油条件，天然油的蕴藏量应当丰富。 面对两种意见，李聚奎便发挥了军人出身的优势，他要从战略上抓工作，要给中央当好参谋，确定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道路。 据李聚奎生前回忆：此事应当感谢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众多科学家，他们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等精辟论述，逐渐把人们从“中国贫油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专家们还补充了一个理由，这就是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天然油。
当时，中国的煤炭虽然多，可以制造人造油，但是新中国建设要用煤炭的地方也很多。煤炼油要用优质煤，化工、炼钢、炼焦炭也要优质煤。此时，仅冶金部、煤炭部和几个重要部门的用煤还没解决好，哪里有那么多的煤来提炼油呢？另外，煤的投资大，资源也有限度，人造油肯定不是根本途径。 突破方向认定之后，李聚奎带领部里司局长和专家飞往新疆。 为什么选定新疆，李聚奎后来回忆了其中原委：早在他上任前半年，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尽管当时发展人造油或天然油的问题还不明朗，但已决定在克拉玛依试钻，先打两口井看看。他到部里后，几次下基层，都感到对克拉玛依的争论激烈。 一方，是一部分专家，包括苏联援华专家安德烈克夫在内的人认为：克拉玛依有油，但只是一点残油。理由是，在克拉玛依地表堆积了几座沥青山，那么大的沥青山，没几亿吨油难以形成。既然有沥青山，说明油跑光了，不值得、也不能以此认定有油去搞开发。 另一方，也是一些专家，包括新疆石油管理局的领导认为，在准噶尔盆地中央有大量多套生油岩系，沥青山覆盖起了封闭的作用，下面应当有藏量可观的天然油，应下决心大规模勘探。 “我带大家到现场去，就像战争年代打仗前看地形，开诸葛亮会，待统一思想后再下决心！” 一行人到了新疆，又经过长途汽车的颠簸，到了那个汉译为“沥青山”的克拉玛依。那阵儿，天正下着大雪。白天，李聚奎带着大家踏着没膝的大雪摸情况；晚上，他就同大家一起挤在几十人的大统铺上，七嘴八舌地开“群英会”。 据李聚奎回忆：等到大家再回到乌鲁木齐时，意见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要大规模勘探！ “光那些道道不行，得有证据证明！”李聚奎希望钻井能说话。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原油。 听到这一消息，李聚奎夜不能寐。他马上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中央。１１月２６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出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专门召见李聚奎给予鼓励。也就是在这次召见时，李聚奎提出了将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改为石油师的建议。同时，他又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动员他抽调大量人力、财力支持克拉玛依油田建设。另外，他还以石油工业部的名义下达了一年内打出４０口油井的会战任务。 １９５６年５月，李聚奎再一次来到了克拉玛依。他生前回忆道： “离克拉玛依还很远，我就在吉普车上看见鳞次栉比的井架和楼房。短短半年内，就在戈壁滩上创造了如此奇迹……” １９５６年底，４０口油井全部打出，石油产量由１９５５年的６０万吨一跃达到１５０万吨。 当年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的社论，向世界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彻底结束。 无疑，克拉玛依油田的建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桶金”。这一桶金，也是对李聚奎将军能力和智慧的最好证明。 当然，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李聚奎将军生前回忆，他在石油工业战线上也不是“常胜将军”，也有遗憾之事。 在开发克拉玛依时，他在石油工业部接到石油勘探管理局的“喜讯”：四川仪陇（也就是朱老总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大石油构造，横跨８个县，１０００多平万公里。 “我当时喜出望外，去国务院开会时就告诉了陈云同志。不料陈云在会上就宣布：‘石油部在四川发现了一个大构造，了不起啊！’” 喜悦中的热望、领导的鼓励，使李聚奎投入了激情，他当时很支持四川的开发。然而，事与愿违，四川的开发经过细致的探查和科学分析，那儿的石油都顺着地下裂缝流失了。到１９５７年，虽然探明四川天然气储量达到６０００多万立方米，但毕竟没拿到大油田。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李聚奎晚年对此仍不无遗憾。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聚奎不仅对石油行业，而且对石油开发进入了一种痴迷的境界 。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东北松辽盆地。 早在１９５６年，地质部经大量勘探，初步查明松辽盆地有石油构造。
１９５７年３月，李聚奎决定向松辽盆地“开刀”了。 当时，他组织部机关有关部门，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调查师邱中建等７人组成１１６地质队，赶赴松辽盆地进行勘探…… 同年秋天，李聚奎组织石油部党组结合松辽勘探报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３年内查明松辽盆地有无开发价值的油田。与此同时，部里还组织了３００余人的勘探队伍进入黑龙江双城县。 又一次“大会战”！队伍出发之前，李聚奎亲自进行了动员。预想到会有更大的收获，他情绪激昂： “祝全体队员艰苦奋斗，为人民、为祖国再立新功！” “李大哥”发火：办不到的事我不能乱讲。薄一波也没说为什么调动。离开时与继任者余秋里对桌“并任”部长 多少年后，许多人对突然变更石油工业部领导人，让李聚奎重回军队难说其因，而李聚奎自己也说他事先没准备。后来每每说起此事时，他从不多解释，顶多一句话：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中央正式决定调李聚奎回军队工作的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而在这之前，李聚奎正在思考石油工业的“二五计划”问题。中央通知并征求他意见时，他正在审议一大堆材料。决定来得很突然…… 笔者曾访问了不少熟悉了解李聚奎的知情人，谈起“上层”，大家都说李聚奎与毛泽东有很好的友情和交往。 李聚奎生前曾回忆说：１９５６年初，毛主席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３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这次汇报中，石油工业部打第一炮。我在汇报石油工业的情况时，毛主席听得很仔细，不断提出问题，中午也不休息……听了半天，毛主席总体感到满意，并说：“你谈的不错嘛！” 应当说，毛泽东对周恩来选择李聚奎到石油工业部，以及李聚奎在石油工业部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满意的。 同时，李富春、薄一波对李聚奎也是非常支持的。特别是主管领导薄一波，过去在山西组织新军时，李聚奎就是他的下级。他们一起对新军进行军政整训，在太岳区与日伪进行了殊死斗争，还一起多次历险，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李富春在红军时期就是他的老领导。 总理点将，主席满意，首长了解、支持，李聚奎本人又有如此显著的工作成效，但为何中间发生了变更呢？要弄清其中原委，自然还得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
李聚奎离开石油工业部的时间是１９５８年２月，熟知这一年代的人应当清楚，此时，“大跃进”的序曲已开始奏响。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一再批评“反冒进”。 知情人士向笔者透露了这样一件值得回味的往事： １９５７年末，随着党内“反右”斗争的深入，石油工业部党组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工作。一次，当谈到第二年度的计划时，李聚奎在党组会议上作了结论：“根据国家给我们的投入和我们的工作安排及进度看，石油工业部的工作没有右倾问题。” 李聚奎是这样想，这样说，也同样是这样做的。 到了安排第二年指标时，经委希望石油工业部将指标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２０％。而与此同时，计委却要石油工业部在１９５７年投资５．３亿的基础上减少。 一位计委副主任的理由很明确：“国家财力有限，要压缩经费，其他部门砍不掉，不砍石油工业部砍谁的？” 明知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还要大幅度减少石油工业投入，石油工业部的同志意见很大，李聚奎也感到这样不行。他找到计委主任李富春： “你们计委不要看我李聚奎老实就欺负老实人。我个人事小，石油工业上不去，拖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腿可是大事！” 李富春很了解李聚奎，他也感到那位副主任说话不对，马上答复： “我们研究研究，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有一条，实事求是，老实人不会吃亏！” 李富春的谈话让李聚奎很满意。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这之后不久，国家经委又开会研究石油工业部１９５８年的生产指标。在会议上，就“１９５８年能不能搞到１８０万吨”，薄一波征询李聚奎的意见。 “那主要看能不能在抚顺给我们增加３００万吨页岩！” 李聚奎这样说是符合实际的。１９５８年投资减少，勘探开发有限，石油工业部也有困难。考虑到挖潜，他们已经在当年的基础上维持平衡了，如果再增加，又没新油田，只能增加页岩发展一点人造油，没有别的办法。 “页岩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已经饱和了，给你们的页岩一两也不能增加了！” 李聚奎听了这话，直脾气也上来了：“今年国家给我们的投资仅大体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明年还要减少到４个多亿，人造油的资源不能增加，新的油田又难于开发，明年的计划能维持今年１５０万吨的水平还要作很大努力，增加到１８０万吨是不可能的！” 会议结束后，李聚奎闷闷地走出会场。这时，后面传来一位部长的声音： “李大哥，大家都在跃进，他说１８０万吨，你就说２００万吨嘛；他说２００万吨，你就说２２０万吨，鼓足干劲嘛！” 这位部长平常与李聚奎很熟悉，对李聚奎很尊敬。但这话李聚奎不爱听，他没好气地回答： “说了假话，到年底完不成怎么办？那会挫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法向上面交待，会影响国家计划和全面安排的！”
在李聚奎晚年，许多人谈起他都深有感触。他平常话少，办事厚道，很有原则。说起战争年代，都说他打仗时打一仗是一仗，打仗下来总结了经验，就让部下吃好睡好再打下一仗，从不打滑头仗，也不说过头话。有人回忆起一件往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彭德怀为朝鲜战争的后勤保障问题让李聚奎作出保证，他就只说了一句：那要看保证到什么程度。这句话别人说了彭德怀一定会发火，但对李聚奎却没发火。他知道李聚奎的为人，不打保票肯定有困难。 他的这个特点不仅彭德怀了解，薄一波也了解。它是优点，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自然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那位与他熟悉的部长没少给他出主意。他半真半假地说：“说了，办不到还不好办？到年底算账时，写个报告说由于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没有完成任务，不就行了！”他还特别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这样，流行这个！” 李聚奎感到这话说得越来越不中听，马上一句话顶了回去： “这不是个办法。办不到的事我绝对不会乱讲！” 他回到家里，一直感到这事不太对劲。他知道薄一波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不是上面有压力，一定不会追加任务。他感到在会上与领导顶起来没道理，但转念想想薄一波是自己的老上级，彼此都相互了解，也没把此事放在心里…… 事实证明，薄一波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为难李聚奎。 那是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见到李聚奎，用商量的口气问道： “聚奎同志，你那个石油部１９５８的计划指标是不是太少了一点？还是加点劲，多搞一点吧！” 总理说起这情况，李聚奎一方面没准备，另一方面也不好回答。此时，薄一波替他解了围： “石油部资源、投资就那么多，市场、局面就那么宽。这两年聚奎同志到石油工业部之后，原油从６０万吨上升到１５０万吨，还搞出了一个克拉玛依，工作做得不错，他是很努力的！” 总理听了这话没再说什么。但李聚奎确实感到这再不是个指标问题，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了。他知道总理和薄一波都是体恤下属、爱护干部、最讲实事求是的，连他们现在都反复强调指标问题，可见是那个“大跃进”给逼的。这也恐怕是李聚奎一直不愿提起离开石油工业部的原因。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的一天晚上，薄一波给李聚奎打来电话： “聚奎啊，中央有个考虑，想调你回军队工作。后勤学院就不去了，到总后去当政委，让余秋里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你们对调一下。你有什么意见？” 消息很突然，李聚奎放下改材料的红笔，竟一下没反应过来。薄一波也没说什么原因要这样调动。但李聚奎就是李聚奎，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让他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加思索：“我没意见。在个人工作安排上，我从来都是听组织的。” “如果没意见，明天开会总理就要宣布。”薄一波在电话另一头说，“有意见你就跟我说。” 第二天，周恩来一进怀仁堂的门就找到李聚奎，把他叫到一边：“一波同志和你谈了吗？” “一波同志昨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都说了。” “工作变动，到总后去，和余秋里同志对调一下，你有意见没有？” “中央决定了的事，我没意见。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上级怎么决定就怎么干！” 李聚奎表态很清楚，总理非常满意。他点着头说：“好啊，老同志嘛！有什么意见就找我。” 薄一波讲有意见就找他，周恩来也说有意见就找他。李聚奎明白，上面怎么决定这件事的，至少周恩来和薄一波是清楚的，但两人都没说，其中肯定有难处。两人都说有意见就找他本人，肯定是两人都愿意交给他工作做。这是周恩来和薄一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既然两个人都有难处，李聚奎也不想再多说。个中原委，他一直没去打听，直至晚年都没去打听……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１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余秋里的任命，但李聚奎并没有马上回军队。按照余秋里的要求和总理的指示，李聚奎还要将余秋里带一程。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场面：在部长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李聚奎与余秋里两人对座办公。遇到开会，余秋里只管听，他让李聚奎主持拍板，他当学生。 看到两个新老部长配合默契，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深有感慨： “国民党新老部长交接都是文字交接，见字不见人，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这样！” １９５８年２月，邓小平过问石油工业的工作，李聚奎带着继任部长余秋里去汇报。汇报人还是李聚奎。他如数家珍地汇报了上一年工作和当年的打算，谈了两天。邓小平听了很满意，并在作出指示后不无感慨地说：“‘二五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找出石油就最好！” ６个多月后，大庆油田高台子油井出油。这一成果，向世人宣告了大庆油田的发现。 （感谢李聚奎生前秘书的支持和杨媛媛帮助录校，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