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际油价一度跌至负值,给整个能源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一年之后的今天,全球能源市场再次发生大事,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增长。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扬折射出市场主体的需求强度,大规模消费化石能源与主要国家正在大力实施的以减碳为主线的碳中和战略显得格格不入,这其中的逻辑和故事值得进一步挖掘。
气价上涨的主要推手
经济恢复性增长产生需求,拉动气价上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各国对疫情的认识不够,疫情防控经验欠缺,导致在面临疫情冲击时普遍采取封城限行等严格管控措施。人员及生产要素流动被限制住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自然也就被遏制了,以致于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一年之后各国逐渐在疫情应对中摸索出与病毒共存的防控疫情与经济增长同步进行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产生的需求边际拉动效应较为明显。能源是经济运行的“口粮”,各行业的复苏都离不开能源消费,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一变化使得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大宗能源价格上涨。2020年淡季时期欧洲和东北亚现货天然气价格一度低至2-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到了2021年增长将近10倍。天然气价格的这一变化的影响和冲击力较2020年的负油价似乎丝毫也不逊色。
天然气供应产能受疫情抑制,短期内恢复乏力导致供应不足。经济增长只是影响气价的一个方面,属于需求侧因素。疫情带来的供给侧后遗症影响是又一方面。2020年疫情期间,油气上游勘探开发、天然气有关项目投资出现停滞较为普遍。由于油气价格低位,之前有不少计划投产的LNG项目投资计划被延迟或取消,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之后天然气市场供应的紧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在疫情期间出现下行,较以往有显著差异。以往的经验显示出页岩油气行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行业具有强大的应对油价波动的能力。天然气整体供应相对不足属于疫情影响的连锁反应,而近期天然气需求增长力度又比较显著,一增一减的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天然气价格上扬。
第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可再生电供应出现不足,拉动发电用气需求。2020年整个欧洲可再生能源发电量921TWh,其中风力发电510TWh,太阳能178TWh,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地热和生物质等)232TWh,占整个欧洲电力供应的1/4。加上水力发电655.3TWh、气电760TWh,欧洲低碳电力占总发电量比例达到84%。过去10年,欧美的煤炭等传统能源发电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风电、水电占比持续提升。2021年由于分别遭遇极端高压、干旱天气,欧、美2021年各自的风电、水电发电量均骤降,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这一痼疾在欧美大面积上演。为填补缺口,欧美不得不依靠火电,导致天然气需求激增,价格上扬。
气价上扬敲响警钟
众所周知,能源低碳转型方面欧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这一现象与欧洲整体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化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高以及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变差等多因素有关。从近年欧洲出台的各项政策目标看,欧洲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绿色低碳水平可以说是屡创新高。《欧盟2020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20%,能效提高20%”的“三个20%”战略目标,并在成员国范围进行了目标分解。为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建立了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欧盟2030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目标再进一步,提出了“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0%,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至少到27%,能效提高30%”的目标。《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欧洲继续进一步自我加压,承诺到“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40%,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到32%,能效提高32.5%”的目标。2019年末为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欧洲又出台了《欧洲绿色新政》,新政旨在对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中长期战略布局,再一次彰显了欧洲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雄心和目标,其中提出到2050年欧洲要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气候中和颇具前瞻性。
美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体比较摇摆。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世界绿色低碳经济创建方面的力度很大,走在世界前列。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步伐明显趋缓,而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一度得以提升。到了拜登时期,美国的能源发展路线出现了再次向绿色低碳方向的回归。拜登出台了能源新政,推动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多次派遣气候大使与欧洲、中国、日韩等频频会谈,商谈碳中和大事,拜登政府同时提出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如果欧美在碳中和路线方面并轨,其能源转型的道路将比较相似,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欧美的共同选择。欧美在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方面的同频共振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2021年年出现持续上扬的天然气价格给欧美领衔的西方快速发展的碳中和路线敲响警钟。一方面是欧美主张的去碳减碳,另一方面却是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价格上扬,这本身就有一定的矛盾。不仅欧洲出了问题,天然气大国的美国也出了问题。碳中和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能源,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能源体系在全球还未大面积实施过,稳定性究竟如何有待校验。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能源取代另一种能源成为主体,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周期,比如石油取代煤炭就用了近60年。由于缺少发展运行的积累和大面积实施的检验,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运行中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被发现,目前出现的可能仅是其中一部分。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和占一次能源比重提升,问题出现的概率肯定会越来越大,化石能源不会也不应该轻易退出发展舞台,激进的能源转型道路走不通。能源消费事关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容不得半点闪失,中外皆是如此,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旦出现事故,带来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2020年以来出现在美国加州、得州的大停电现象带给全世界的教训都是深刻的。
不代表卖方市场来临
天然气目前在欧美市场出现紧缺以及价格高涨是事实,但对这一市场现象发生的背景以及前景要有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需要正确处理好天然气市场长期与短期的关系。当前出现的供应短缺与疫情对产能和供应能力的削弱以及经济恢复导致的巨大拉动有关,具有特殊性,不足以说明全球天然气市场卖方市场来临。从长期方面看,世界天然气供应能力是充分的,天然气勘探开发整体滞后于石油勘探开发,天然气数十年来在维持产量稳定的前提下其除了一直在保持增长,全球天然气储采比和储量替代率稳定。目前美国的页岩革命重新回暖,天然气产量依然有维持产量增长的可能。据EIA等机构估计,美国天然气产量增长至少可维持至本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潜力依然强大,中东除了卡塔尔之外,沙特和伊朗也将成为新兴的天然气供应大国,非洲的莫桑比克、坦桑尼亚都将是后起之秀。2021年天然气价格上扬将通过价格机制刺激全球主要资源国投资增长,天然气供应增长将在今后一个时期逐渐恢复,对价格形成抑制。
天然气应与新能源协同发展
欧美天然气价格上扬不会阻止欧美推进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在反复的探索与创新实践中找到平衡。不过此次天然气市场的“意外”将使得欧美重新审视天然气的地位,去碳化举措对去天然气的苛刻程度可能不及预期的那么大。针对天然气消费产生的排放控制估计会另辟蹊径,不走发展可再生能源减碳的“独木桥”。这一点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我国实施双碳目标的国情比较特殊。我国提出碳中和的时间路线图与欧美类似,我们提出的碳中和节点是2060年,国内部分地区以及企业已提出争取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总体实现碳中和的区间应该是2050-2060年鉴。这一时间点与欧美类似,但欧美已大面积实现碳达峰,而我国还没有实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依靠中高速增长做支撑,而现阶段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依然高达57%。在经济增长、双碳目标等多重因素约束之下,提升天然气供应和消费能力是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现实选择。为此,一方面需要持续稳定推动新能源体系建设,一方面需要强化天然气产供储销建设,实现天然气与新能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同发展。较欧美而言,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依赖程度可能会更高。特别是在发电方面,在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目标驱动下,天然气与新能源应建立起广泛的基于电力主体与调峰关系的协同发展局面。较长时期内,这一格局的塑造将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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