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1999年2月）
1958年2月，余秋里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领缨出征，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转而成为经济建设战线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统帅。当时，人们对我国石油地质的认识尚未取得突破，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国贫油”的看法在国内外仍有一定影响，我国是“发展人造油还是天然油”在石油界人士中还有争论，石油工业发展缓慢，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45万吨。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工作方针，经石油部党组讨论确定，对石油工业的战略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在稳定巩固西部油气区的同时，把松辽、苏北等地区作为新区石油勘探战略侦察的第一位，并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下决心从全国各个石油单位抽调精兵强将，与地质部勘察队伍协同作战，加强对东北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以后，余秋里同志深入勘探一线实地考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召开一系列会议总结吸取以往石油勘探的经验教训，对松辽盆地勘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集中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大庆石油大会战。并强调指出，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此一举，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余秋里同志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与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等同志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并组织石油部机关一半以上司局领导和专业技术干部奔赴一线参加会战。
1960年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广阔的大草原上拉开帷幕。这场大庆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余秋里同志主持会战领导机关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都来学习“两论”，并且自己带头反复、深入地学习。用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并明确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要求大家取全取准油田第一性资料，掌握地下客观规律，反对盲目蛮干，不搞粗估冒算，坚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大力组织开展科研攻关，解决了油田勘探开发和油气集输方面的许多技术问题。他狠抓基础工作、基本功训练和基层建设工作，倡导和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一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在全油田建立起严格的生产秩序。他在当时物质匮乏、生活极端困难的艰苦条件下，组织会战职工及家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并带头拉犁耕地，为职工做出表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盖“干打垒”，基本解决了会战职工的吃饭和住宿、过冬问题，稳定了队伍，稳定了人心，保证了会战的顺利进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大庆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创造了油田开发建设的高速度、高水平，而且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在会战中，余秋里同志坚持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狠抓石油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他进一步把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石油战线上来，在油田基层井队（车间）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群众自我教育为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深入细致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他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实践经验和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树立起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油田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的比学赶帮热潮。他大力倡导、精心培育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的优良作风，培养和锻炼出了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作风、掌握先进技术的石油职工队伍。在大庆精神和优良作风的形成过程中，余秋里同志既是积极的倡导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的思想风范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以至几代石油领导骨干和职工队伍。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余秋里同志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渤海湾地区，开辟“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会战。随着勘探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会战中，余秋里同志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要求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石油为业，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针对山东东营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复杂情况，余秋里同志提出了“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勘探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会战指挥部于1964年6月集中20多个钻井队详探胜利村—坨庄构造，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胜坨油田的含油面积和地质储量，该油田的坨11和坨9井日产分别超过一千吨，成为当时国内的最高产油井。 从1958年2月到1965年1月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部部长的七年间，不仅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的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余秋里同志在领导大庆会战时确定的“长期稳定高产”的油田开发方针，对于大庆原油产量达到5000万吨以上，实现长期高产稳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大庆油田投入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加快发展中国的炼油工业随之提上了日程。在余秋里同志的主持下，石油工业部制定了石油产品“三年基本过关，五年立足国内”，集中力量建设和发展我国炼油工业的方案。首先突破了大庆原油加工关，以后又掌握了胜利原油的加工方案，在六十年代相继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先进的大型炼油装置，组建了炼油科研设计机构，研制和发展了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等五项新的炼油工艺技术和催化剂，研制生产出氟油、硅油、脂类油等系列产品，使国内急需的各种民用、军用油品以及“两弹一机”配套油料都能基本上立足国内生产。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余秋里同志及康世恩等同志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石油石化工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离开石油工业部以后，余秋里同志担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在毛主席、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主持小计委工作。十年动乱中，他坚持原则，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并保护了“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石油战线的领导和技术骨干。1972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余秋里同志主持编制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方案，先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大化纤装置等，增强了我国石化工业的实力，提高了现代化水平，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方案中还包括引进了一批数字地震和先进的测井装备，以及配套的资料处理系统，为石油工业实现地震先行，提高勘探的效率和效益，增强发展后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5年1月，余秋里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整顿。198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同志任主任。他按照中央部署，主持编制《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油田、煤矿、电站进行调查研究，为稳定和增加石油、煤炭、电力生产，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积极支持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和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为新时期石油工业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1982年9月，余秋里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退居二线以后，余秋里同志仍然心系石油石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表现了对石油石化事业的深切眷恋和殷切的期望。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同志因病与世长辞。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热情，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胸怀、组织领导才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