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前景广阔，中国碳交易的走向也引起了全球关注。图为今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国碳交易年会现场。
近期，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去年底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拒绝中国10个CDM项目注册之后，今年7月底，EB的第55次会议又再次否决了中国的20个CDM项目。最近，又有8个中国的CDM项目收到EB发出的调查要求，要求企业对之前申请的CDM项目相关数据作出解释和澄清。该事件涉及6家中国化工企业。
自1997年签订、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引入CDM以来，国内企业特别是化工企业主要通过CDM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然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期为2008至2012年，其将于2012年到期。建立在《京都议定书》基础上的CDM机制在随后几年有失效的风险。现在，中国的CDM项目又屡屡遭拒。在这两大压力下，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将何去何从？
化工企业受益于CDM 单个项目获利可超过亿元
200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中国CDM项目市场迅速走俏。作为一个双赢的模式，CDM帮助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通过项目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经核准的减排量”用来抵消其承诺的减排量，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减排温室气体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自中国第一个CDM项目于2005年6月成功注册后，到国家发改委申请CDM项目的企业就趋之若鹜。仅在此后短短一年时间内，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就达79个，其中化工行业项目9个，涉及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浙江省东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利民化工有限公司、山东东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化工企业。也是在2006年，中国超过印度和巴西成为CDM第一大国。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EB已批准了全球共2200多个CDM项目，其中我国项目接近900个。这些项目每年可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超过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为我国企业每年带来约20亿欧元的经济收益。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
中国化工企业也在CDM项目上获益良多。仅以氟化工企业的CDM项目为例。据了解，三氟甲烷(HFC-23)是制冷剂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的副产品。尽管是一种无毒、无色的气体，三氟甲烷的温室效应却比二氧化碳还要高11700倍。通过CDM机制，生产制冷剂的企业通过消除三氟甲烷可获得大量经核准的减排量。这些额度在欧盟等碳交易市场出售，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根据现在国际碳交易的价格，一吨三氟甲烷价格是8万欧元，也就是70多万元人民币。”长期从事CDM项目操作的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表示，三氟甲烷项目在中国CDM项目中的签发比例占到了一半。据权威部门统计，在我国的三氟甲烷CDM项目中，总减排额在1000万吨左右的项目超过6个。而若以目前欧盟碳市场的价格计算，这些CDM项目各自的收入都超过7亿元，扣除需要上交给国家作为可持续发展基金的65%的收益，每个项目的税前收益也可超过2亿元。
再以我国煤化工大省山西为例。截至去年底，山西省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核的CDM项目有91个，二氧化碳减排量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5月，EB签发了阳煤集团煤层气发电项目2010年二氧化碳减排量73万吨。按照约定，阳煤集团将从国际买家处获得减排收益592万欧元（合人民币5400万元）。山西省环保厅原副厅长李广信说：“经过测算，仅山西一地，就拥有上亿吨的碳减排量。仅按照每吨8欧元折算，山西靠出售碳排放权就可以获得近百亿元。”
国内CDM项目遇困境 成功注册比例下降不确定因素太多
然而，近年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国CDM项目却屡屡受挫，遭遇了不少困难。
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获得成功注册的CDM项目的比例开始下降。继去年底EB否决来自中国的10个CDM项目后，7月30日，在EB的第55次会议上，有22个CDM项目被“枪毙”，其中20个来自中国。最近，EB又提请审议并延发来自6家中国化工企业的8个CDM项目。据了解，EB此次共在全球暂缓了16个CDM项目，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项目数占到一半。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2008年7月份之前，通过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在上报EB时，从无被驳回或撤销的记录。但这一时间点之后，中国获得成功注册的CDM项目的比例开始下降。有关数据也显示，截至今年8月中旬，中国共有917个CDM项目获得联合国签发。而截至今年7月29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达到2640个。这说明，我国目前有大量CDM项目有待联合国的签发。
据了解，在EB所有签发的中国CDM项目中，三氟甲烷项目占了一半。“欧盟借这个事情打压中国项目。如果打掉一半的签发量，中国获得的利益就减了一半。”黎东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签发的CDM项目都是大项目，累计已达数千万吨，大量欧元流入中国让国外一些组织很有意见。“如果少出一半的钱，欧盟可以将这个钱挪到非洲或拉美，也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黎东分析说。
“新一轮的气候谈判即将来临，EB调查中国企业也不排除向中国施压的政治目的。之前国内一些项目遭拒后，EB对中国CDM市场的深度调整就已经开始了。”从事CDM项目多年的专家关一鹏如此解读。
而在山东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日韩研究室主任刘晓宁看来，中国CDM项目屡屡受挫，原因有多方面，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内企业自身的原因。刘晓宁表示，鉴于中国申请的CDM资金过多，且注册项目太多，缺少了CDM宗旨之一的示范效应，因此EB先后两次大规模拒签中国项目。“同时，中国CDM项目的屡屡被砍，政治因素不容忽略。”刘晓宁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并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今年年底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就担负起了巨大责任，将成为各国互推减排责任的新战场。EB的做法很可能是在向中国政府提前施压，以求在新一轮气候谈判中迫使中国作出减排承诺。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也曾表示，现在国内企业再谈新的碳交易、CDM项目意义不大，因为距《京都议定书》到期仅两年多时间，按照现在CDM项目的注册效率，准备项目都来不及。一切都还要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结果，但是如今不确定因素太多，根本无法准确预测。
中国碳交易何去何从 专家建议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曾经是CDM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面临《京都议定书》截止期限越来越近和国际CDM门槛越来越高的双重压力，中国企业的机会在哪里？中国碳交易将何去何从？
有专家表示，中国可以绕开联合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来规避风险。据了解，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签订碳排放权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的行动已经开始，就是为了规避EB，绕开CDM机制，通过承认双方的减量，落实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议，建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减排机制。
事实上，过去半年来，日本也一直在推行此类机制。8月初，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公布了首批15个政府支持合作减排项目的清单。这些项目分布在东南亚及拉美地区。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对方国家可获得先进环保技术，日本则可从对方国家购买排放权，计入日本的减排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环境部长小泽锐仁于8月底访问了北京，并与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进行了会面。小泽锐仁对日本媒体称，希望与中国共同建立一个允许两国在无须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碳信用额项目实施与审批的机制。“日本政府的设想是采取与其他国家相互接受的方式，用类似严格的标准来做碳交易，如果这个想法通过探讨和试验能够被接受，也不失为一种方向。”曾任EB委员的吕学都表示。
但不少专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摆脱掣肘，建立中国自己的碳交易机制。
据了解，由于欧盟的交易量和成交额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遥遥领先，欧盟国家在国际CDM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作为高碳排放国家，如果不能在国内建立起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市场手段促进企业实现节能减排，未来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刘晓宁说，中国CDM项目屡屡受挫，也说明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还不被国际普遍认同。因而，在全球碳交易还没有完全与单个货币形成牢固的捆绑关系前，应加快国内碳市场的建设步伐。
据了解，在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建立也已进入了试点阶段。日前，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正式将广东、辽宁、厦门、杭州等五省八市确定为低碳省区、低碳城市试点。8月20日，国内首个“国际低碳总部基地”落户深圳。据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基地将成为“国内最大的低碳交易中介服务平台”。此后，从国家发改委又传出消息称，有关部门正考虑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地区开展小范围的碳交易试点，化工、石油、电力等行业入选可能性较大。
在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正在各地悄然建立。据公开信息统计，国内至今已经挂牌成立的环境权益类交易所已超过10家。与之相比，2008年时国内仅有3家,分别位于北京、天津和上海。
“尽管国际谈判形势不容乐观，使得《京都议定书》的走向晦暗不明，但从国际间协议合作减排项目的开展，以及国内低碳省市试点工作的进行来看，国内已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市场化减排方式。”黎东说。
碳排放已经给全球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这也正是碳交易存在的原因之一。图为国外一个环保团体正在抗议碳排放。 （图片由CFP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