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中海石油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基地对新田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守护船的船员进行了溢油应急理论及设备实操培训。 （贺晓东 摄）
11月的大连金石滩，寒风凛凛，海水盈盈。但是，在看上去平整的沙滩上随便挖下去20厘米，就能看到沙石底部向外渗出的黑红色原油。这是4个月前的那场劫难给这片海洋留下的、一时半会儿难以抹去的污迹。
7月16日，那场看上去并不特别的爆炸却使1500吨原油流进了大连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上溢油灾难之一。一时间50平方千米的海面被油污蒙住了脸。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不停地问，我们的海上溢油应急体系怎么啦？对于这类溢油事故，我们的应急系统到底管多大的用？
事故频频应急就得给力
4月20日，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墨西哥湾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上溢油事故，数百万桶的原油从英国BP公司发生爆炸的海上钻井平台源源不断地流进大海。正当国人为这场人类的大劫难扼腕时，不过3个月，大连的爆炸发生了。这次事故让原油污染了中国的近海。
大连“7·16”事故和100天之后再次发生的爆炸，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与海洋溢油有关的大量事故的一个缩影。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士透露，随着我国海洋开发的迅猛发展，海上溢油事件次数正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家海洋局的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8年，中国管辖海域仅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就达733起。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海上溢油事故，其数量极其可观。
据专家介绍，海上溢油事故来源有三，首先是船舶溢油污染事故，其次是海上石油勘探开发事故，再次是陆源溢油以及不明原因溢油。而仅仅前两者使我国海洋所面临的溢油风险就十分巨大。
据记者了解，中国拥有180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而我国又是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石油进口大国，每年的原油进口量已经超过2亿吨，其中的90%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的。我国海上石油运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以南海为例，世界总货运量的近1/3、世界一半以上的超级油轮、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以及中国能源进口的88％都经过这一海域。数以亿吨计的原油在我国海域运来运去，其溢油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而海上原油开发正在成为我国原油的重要来源。据国家海洋局统计，仅在我国渤海，就已发现7个亿吨级油田。至2010年渤海海上油田的产量将达到5550万吨油当量，这里正在成为中国油气增长的主体。据统计，目前渤海地区林林总总地矗立着1380多口油井、200多座海上钻井和采油平台。而南海海域石油地质储量据初步估计有230亿~300亿吨，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1/3，属于世界4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国内几大石油巨头都有开发南海石油的打算。
国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主任高振会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油企在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相对落后。我国海洋石油开采的核心区域是在渤海，一些老油田的设备又基本到了“疲劳期”，可以说近几年正是事故风险较高的时期。
记者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海上安全事故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完善、有效的海上溢油应急系统，这是减少溢油事故损失的最重要因素。
据国外媒体报道，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以后，由于企业缺乏有效应对机制，导致“反应脱节”，使得灾情失控。
“美英是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那我们呢？”高振会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到处短板应急难给大力
高振会的疑问道出的正是我国海上溢油应急体系的软肋。
虽然近年来我国正在加快海上溢应急处理能力的建设步伐，但很多业内人士仍然看到了我国海上石油污染应急处理系统中的短板。
首先是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体制的不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专家李岩指出，目前我国海洋管理呈现“九龙治水”局面，海上应急管理涉及海洋、渔业、环境保护、交通海事、海关、边防等多个部门。从纵向看各省对海洋管理“条块分割”，各自管理本省的邻近海域。这一体制的存在弱化了海洋综合管理职能的统一，使得高效、科学的溢油应急管理机制难以形成。
比如，应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应急预案。高振会就明确表示，目前的应急预案都是各自为政，没有成为整体。而且很多时候预案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流于形式。相应的应急演习也不够过关，流于“演戏”。石油泄漏事故常发生在大风、浓雾、严寒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而我们的一些演习由于条件限制，总选择在气象条件好的时候进行，如此难免会失去应有的效果。
其次，处理海上溢油的专业装备和物质缺乏。据相关部门通报，大连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发生后，辽宁海事部门在污染海域紧急布设了7000米长的围油栏，并组织了近20艘清污船舶在污染水域开展清污作业。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在交通部的组织协调下，从河北、山东、天津等地紧急调集的2000多米围油栏、吸油毡子等清污物资，陆续运抵污染现场并投入使用，但这仍然难以满足。据了解，从7月18日起，当地动员了800艘渔船参与捞油。到了7月20日，这个数字又增加到1200艘以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赵章元说，大连港是我国重点建设的3个最大型溢油应急设备库之一，按计划可对抗1000吨船舶溢油，基本具备了近岸水域内控制清除船舶溢油事故的应急能力。但是从大连这次事故的反馈情况看，储备工作显然不足，出事之后再从其他港口临时调集专业吸油物资已经来不及了。
全国政协委员王绍基也对我国处理石油污染的专业装备状况表示了担心。他早在今年上半年就以“关于我国应当尽快提高处理油污染应急能力和储备处理油污染战略物资的建议案”上书全国政协。提案中，他指出像深圳这样的重要港口，所储备的处理油污染的物资和相应器材，仅能处理300吨以内的溢油事故，油污回收能力非常低。上海打捞局副局长张戎也表示，无论是船舶泄漏还是海洋钻油平台泄漏，最快速有效和彻底的方法是在水面进行高效率、大面积的溢油回收和清除，并从水下封堵和清除污染。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水面上，救捞系统还没有专业溢油应急回收船，与之相配套的水面溢油回收装置数量严重不足，回收能力有限。
再次，专业应急人才队伍不足。这在大连“7·16”事故中就有所显现。在大连事故发生海域，我们可以随处看到身上沾满油污赤胳膊上阵的渔民，可以看到一家几口一条船上轮流捞油，工具是勺子、塑料桶甚至筷子。中海石油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张兆康说，溢油污染处置涉及石油类和环境工程多门学科和应急技能，目前缺乏针对海上溢油风险应对的课程设置和培训机构，导致专业人才匮乏。
完善体系应急该这么给力
面对我国海洋溢油应急体系的短板，我们怎么办?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提升海上溢油应急响应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统一协调的应急机制。”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郑立说。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处处长朱生凤建议，应当成立中国海上溢油应急响应中心，统筹考虑、创新机制、协调资源。逐步建成企业、专业应急公司、国家溢油应急响应中心3方联动的溢油应急网络，共同应对各类海洋溢油事件的发生。他认为，溢油应急响应过程能否取得好的效果，时间是关键因素。因此，要建设溢油应急响应基地，实现应急装备的合理调配，快速、高效、有序地对海上溢油事件进行处理和救援，实现资源共享。
而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副主任章荣军则表示，我国应建立统一的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体系，明确海事部门负责对陆源和海上固定设施的应急处置职责，明确防油污应急处置的事权。
针对大连“7·16”事故后，渔民赤膊应急的情况，张兆康指出，我国还需加快溢油应急专业人才培养和建立专业人才储备数据库。建议石油类高校开设海上包括溢油在内的紧急处置和自我防护课程。为强化各级应急人员的培训，使应急资源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有必要将作业者培训达标和参加数量作为应急能力考核依据。参与指挥的管理人员应安排时间参加应急指挥、协调岗位技能培训，保证在专业人员缺失情况下做出专业判断。
除了人才，王绍基认为，油港日常储备足量的清油设备和物资也很关键，先进的清油装备和有效的驱油产品对海洋石油污染应急处理非常重要。
张兆康说：“海上溢油应急响应装备是非通用装备，只服务于溢油。而溢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海域等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应该根据溢油分级响应安排、油品特性和环境情况，在对海上溢油风险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决定装备建设。”
“我们需要做的是未雨绸缪，要是出事之后再从其他港口临时调集物资，污染也扩散了，会错过最好的处理时机。”王绍基说。
今年10月9日，山东海事局在烟台举行了海上溢油应急演练。 （CFP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