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方式走到了尽头
“中国的矿产资源总量排在全球第三位，但人均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60%；我们的淡水资源总量排在全球第六位，但人均已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4左右；我国的耕地资源总量排全球的第四位，但人均已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40%以下。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紧迫地摆在国人面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委副书记郭瑞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摆出了一连串的对比数字。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也用数字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压力的现实要求。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排在全世界的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在世界第二位。
代表委员们认为，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低排放，才能实现低污染，才能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过去的一年，环境污染事故频频曝出，如千岛湖污染、紫金矿业泄漏事故、大连输油管线爆炸导致原油污染海域等。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也就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治理成本，这个成本是惊人的。以2005年为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给中国带来的环境成本占GDP的34.5%，而当年GDP的增幅是14%。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的资源已经枯竭或者进入萎缩期，如山西大同市、辽宁阜新市、甘肃省白银市和玉门市、河南平顶山市等。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平顶山市市长陈建生对这一问题深表忧虑。他指出，资源性城市转型，过去更多关注的是资源枯竭之后怎么转。“但我觉得资源型城市在过了‘中年期’就需要未雨绸缪，开始考虑转型的问题。比如平顶山市从现在就要开始筹划转型，注重节约能源。因为对任何资源来说，现在的开发强度如果过大，资源的服务年限就会缩短。时间越短，这种危害的程度就越大，留给转型的时间也就越少。”
“平顶山这座城市，最初就是因为有平顶山矿务局这个企业才建立的。10多年前，这个城市大概有70%的人从事与煤矿有关的工作。”他告诉记者，21世纪90年代末，由于煤炭形势出现了大萧条，平顶山市整个消费水平下降了一大截，导致很多饭店都开不下去了，你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对资源的依赖是多么严重。近年来，在发展以煤为主业，延伸产业链的理念指引下，开展了如发电和化工等多种产业，煤炭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在缩小。
陈建生代表指出，如果有一天，资源真的出问题了，我们不提前谋划替代产业，到了真的没有资源的境地再转型，将会造成几十万人失去工作。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委副书记郭瑞民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接受了本报记者原小瑛的采访。 （本报记者 张育 摄）
有新观念才有新技术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富荣在磷化工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深有感触地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思路。哪一年都不像今年转型的想法这么急迫。我们企业的确到了一个转折阶段，产能已经差不多全部发挥出来了，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继续沿着老路子走，会很危险，因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和行业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他向记者谈了自己的打算。未来公司将跳出产能扩张的圈子，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我现在在想，如果我们现在继续走单一扩大生产规模，大量利用资源、扩大产能的老路，总有一天资源会枯竭的，然后怎么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发展应该是加大资源的利用深度，将其利用得更好。不是只扩大资源的利用量，而是应该扩大资源的利用价值。”他表示，肥料的发展不能简单从量上发展，而是应该从产品的针对性上做文章。比如水稻有专门的水稻肥，玉米有专门的玉米肥，经济作物有专门的经济作物肥。
张富荣代表还指出，资源的综合利用在企业的转型中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资源综合利用的话，我们企业早就不存在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在黄麦岭，磷矿开采过程中需要的热水来自硫酸车间的余热水；磷矿石的选矿药剂则是硫酸和磷铵生产过程中排出的酸性废水。“今年，我们计划将原料硫铁矿烧完后留下的废渣都变成含铁62%的铁矿，卖给国内钢铁厂，至少能增加30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化工是传统产业，但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传统产业也可以成为新兴产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不是抛弃传统产业，相反，很多化工企业可以立足自身已有的传统化工产业来转变发展方式，立足传统产业、发展为新兴产业配套的高附加值产品。”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健民说，这也是一个发展观念的问题。比如环氧乙烷是一个在国内存在了几十年的老产品，很多以环氧乙烷为原料的化工企业仍在做洗涤、纺织、印染等行业使用的工业助剂。这些传统环氧乙烷下游产品显然附加值不是很高。但实际上，环氧乙烷产业链可以向下游进一步做精做细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提供配套产品，也可以为高速铁路的建设提供配套产品。化工企业只要敢于在已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同样能趟出转方式的新路子。
全国政协委员王基铭告诉记者，到现在为止，我国石化行业低端产品的产能规模占很大比重，占据了国内七八成的市场份额，而高端化工产品的占比还比较小，10%的份额都不到。总体来说我们是占据了低端，高端留给了外资企业。因此转方式要体现在产品结构的转变上。未来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进口产品的替代上，现在国内所需的化工产品比如传统的三大合成材料我们都能生产，但是在三大合成材料的高端领域，我们的进口量还非常大，这些产品我们在“十二五”应该开发出来，替代进口产品，占领这些高端产品的市场。
千方百计激活市场
在两会的采访中，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企业是调结构的主体，但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来激活新的市场，进而促使企业调整结构。
全国政协委员、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表示，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拉动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对该产业的支持还存在一些问题。”王玉锁指出，国家在“十二五” 规划（草案）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资金支持都做了很多安排，但该产业能否发展起来关键还得看市场有没有被拉动起来。市场不买账，前面这两项做得再多都有可能毫无意义。光伏产业的上游多晶硅和单晶硅的发展经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实在30年前，多晶硅产业就已经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市场需求的拉动，这个产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仍旧默默无闻。直到四五年前，光伏产业的下游市场在德国得到了政府的扶持，于是美国出资金、中国出产品、德国出市场的多晶硅发展链条形成了。因此，国家应该在新能源市场的开发上配以相应的政策，让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但是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培育该产业市场的相关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天冠集团董事长张晓阳告诉记者，纤维素乙醇是生物乙醇燃料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制高点，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最后的攻关，目前产业化处于就差临门一脚的状态。
“目前，河南天冠集团纤维素乙醇生产成本为8000元/吨左右，与93号汽油价格相比仍然偏高。”张晓阳代表坦言，这是他首次向媒体透露纤维素乙醇的生产成本。他同时表示，随着节能装置的优化配套，可进一步降低成本，两年内可与粮食乙醇成本基本相当。但纤维素乙醇产业化也必须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一是在现行燃料乙醇财政税收政策基础上，参照秸秆发电补贴政策（上网电补0.35元/度，折合焚烧每吨秸秆补贴300元左右），由国家据实补贴纤维素乙醇厂收购秸秆的原料费用，并享受农机补贴等政策。二是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像天冠集团12万吨/年纤维素乙醇这样先行的示范项目建设，以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三是抓紧制定生物燃料中长期规划，为纤维素乙醇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加快第二代生物燃料产业化步伐。
山东奔腾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祥开指着一位刚刚拿到本月工资的员工的存折告诉他工资都涨在什么地方了。两会期间，职工工资增长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本报记者 张建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