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 。 （图片由CFP提供）
如果要问今年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涨工资可能是其中之一。
自从今年3月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独立成章之后，涨工资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也成为化企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最近记者在参加一个国有大型化工企业聚集的活动时，发现这个重要手段在国有企业却很难真正施展。
企业各有为难处
记者了解到，虽然绝大多数企业工会都赞同工资集体协商，认为该制度是提高员工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但国有化工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进度各不相同。
有些企业还根本没有考虑工资集体协商。江苏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暂时还没开始搞工资集体协商，因为企业的上级集团暂时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企业无法单独行动。不过公司每2年会签一次集体合同，对于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卫生健康、员工福利等条款，用合同的形式明确下来。合同中还有一个规定：企业员工工资与效益增长同步增长。但这与工资集体协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没有体现协商的过程。
有些企业已进行了工资集体协商，但形式是有了，内容却不够。这类企业是记者调查中数量最多的。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协议应根据各个工种的不同，详细列出日工资、时工资、月工资以及调整幅度。特别是工资增长的幅度，是工资集体协商协议的重要内容。但记者发现，目前一些企业对此还没有作出详细规定。
据浙江一家国有化工企业的工会副主席介绍，他们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开始较早，现在已进行到第七轮了。谈判双方分为职工方和行政方。职工方主要为一线员工代表、管理部门的专家等；行政方则由分管劳资的公司领导，以及各部门领导组成。协商的具体流程是：工会先提出文本，与职工进行沟通，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形成一个正式文本，并在职工代表中选择一些能力强的人员开始谈判。“但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还是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职工方要求，在集体合同中应该明确工资的增长率；但行政方有不同意见，担心万一达不到。最后，我们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在合同中注明，员工工资根据企业效益增加而增加，但这样就比较虚一点。” 他说。
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化工企业工会负责人表示，2007年，企业所在的市总工会下达了“死命令”，并往企业派遣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2008年，企业的职工方和行政方签了工资集体协商合同。但他也坦言：“该合同并不是太规范，形式足，缺乏内容，难以落到实处。”
“其实，关于工资集体协商，市总工会催得很紧，逢会必催。但我们在与当地一些化工企业的交流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反映很难。从实施情况看，由于国家和当地政府并没有规定，不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有什么惩罚措施，所以有一部分企业是能拖就拖。”泸天化原工会办公室主任胡羽告诉记者。
昊华鸿鹤化工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梁国平说：“去年企业所在的四川自贡市搞百日攻坚活动，要求市内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我们企业当时也签了，每年6月到期重签。但协议中还没有相关的工资涨幅规定，只提到一句：当企业利润增加时，员工工资随之增加。”
还有些形式和内容都具备的企业，有时却无法完成协议内容。山西太化集团公司工会主席王桂芝告诉记者，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太化已经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也明确规定了工资增长的比例，但集团内部的实施情况不一样：效益好的下属企业能达到甚至超过该比例；效益不好的下属企业，有时难以达到。一位国有化企工会负责人也坦言，他们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工资协调委员会，每年上半年进行工资协商，下半年制定细则然后签协议。但由于企业效益不定，有时候职工的工资增长比例无法达到之前协议约定的比例。
最难迈过体制关
这些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遇到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一些企业工会负责人也向记者进行了解答。
缺乏协商意识。首先体现在有些企业的行政方协商意识不足。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行政方往往认为，企业如果效益好，就算不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也会自动给员工涨工资，所以签集体协商协议没有太大必要。”此外，有些员工的意识也不那么强。王桂芝表示，有些企业员工的协商意愿并不特别强，他们会根据企业效益来判断，效益好就要求涨工资，不好就算了。
国企体制问题。由于体制原因，国有化工企业受到诸多掣肘。这些限制有的来自上一级的集团公司，有的来自分管企业的国资委。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胡羽告诉记者，国有企业不像民营企业，老板自己拍板就能定下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有些难处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是四川化工控股集团的子公司，得控股公司来决定。而四川化工控股集团工会办公室主任梅勇也比较无奈，他告诉记者，集团归省国资委管，工资总额也是。省国资委会根据企业的业绩和盈利来调控企业的工资总额，不能轻易变动，所以协商的难度较大。
“我认为国企工资集体协商的难度主要来自体制。国企工资这个事情，不是行政方和职工方商量一下就能决定的。拿我们自己企业来说，首先企业所在的自贡市政府有自己的工资标准线；其次，我们的上级企业是昊华集团，昊华集团会根据企业的利润来规定工资，不可能随意调。” 梁国平说。
全国总工会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副主席徐恩毅进一步分析说：“有些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由集团公司事先定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总工资就那么多，如果要进行集体协商，有人涨，自然有人就要降。这涉及一个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当然会有人不愿意。”
企业效益不太好。“这两年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2008年的时候，企业销售收入高达90多亿元，可是从2009年开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原因，企业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因为缺气，目前企业的生产装置都吃不饱，开工率也不是很高。即便遇到困难，我们去年也没减薪、没裁员，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梅勇说。
辽宁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位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3年前就开始了，目前进行得比较正常，不过在具体涨幅方面还不太明确，因为企业这几年在搬迁，效益受到影响。如果企业盈利充足，肯定还是希望给员工多发工资。
“对于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企业还有个疑问。由于协商被认为是提高职工工资的重要手段，因此大家普遍觉得，只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就等同于涨工资。企业效益好的时候，签涨工资协议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企业效益不好，该怎么办？下浮吗？按常理说还是应该下浮的，但员工会和你签吗？现在的问题是，协商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对效益不好的企业很难，制定政策方可能还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一位工会负责人有些无奈。
协商双方不对等，工会处于弱势地位。很多企业工会负责人认为，这是国有化工企业推广工资集体协商难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他们认为，工资集体协商本身就是劳企双方的一场博弈，但存在着协商双方地位不对等、企业管理权限不对等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工会代表多数为工会主席，端的是老板的“饭碗”，在协商过程中会有顾虑，没有底气。
“民企的工会维权意识较强，而国企的工会是依附于行政方的。” 王桂芝说。“国有企业的工会拿行政方工资，谈判起来限制很多。” 浙江巨化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徐楚炘如是说。徐恩毅告诉记者，国外的工会都是产业工会，独立于企业，在法律上的地位也与企业平等。而国内的情况不一样，工会基本由各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组成，形式也不一样。
工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信息不对等。徐恩毅告诉记者，在化工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中，行政方一般由劳资、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对企业情况非常熟悉，对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情况也很了解；而职工方往往来自生产一线和工会，对这些情况不太清楚，往往是谈判几轮之后才会了解。这中间有个信息不平衡的问题。而由于企业利润、职工工资占企业成本的比例等信息不对称，让职工代表无法抓住协商的要害。
建议政府推一把
要解决国有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遇到的这些困难，该怎么办呢？
企业工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建议，就是由政府强制推动。据了解，从法律层面上看，虽然目前《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对集体协商有一些规定，但对协商程序、内容、监督履行等方面缺乏具体规定，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难度。一些工会负责人反映，部分企业对于法律依据非常较真，常常要求工会拿出具体、有约束性的法律条文，而以“可以”、“应当”等口气出现的法律法规条文，使工会在与企业协商中底气不足。因此，化工企业工会负责人普遍认为，在资强劳弱的情况下，必须制定工资集体协商法律，对协商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约束，
据徐楚炘介绍，他们企业在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之前，曾去江苏淮钢集团进行考察。该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进展非常顺利，主要就是因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淮安市政府规定，如果企业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评先进、用电指标等方面会受到诸多限制。“政府应该就工资集体协商建立明确的制度，制定一些门槛，用政策来制约企业。因为职工和工会不处于强势地位，对于不履行协议规定如何惩罚，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这个事情就应该由政府进行主导。” 徐楚炘说。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行这几年来，一直是工会剃头挑子一头热。有人说，你们企业工会应该和行政方好好谈。其实我认为，应该是上级工会与政府好好协商，制定相关政策。如果能从国家层面来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胡羽说。
梁国平也表示，由于目前工会的地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国家制定政策，工会来进行监督，根据相关条款来看行政方有没有遵守。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有些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5月3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率先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5月12日，安徽省总工会召开全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会议，将工资集体协商列入党委政府工作考核目标、与“五一”评奖直接挂钩等激励约束机制呼之欲出。最近，无锡也率先出台了《无锡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以期推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些国有化工企业工会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工会还可以尝试专业化运作。有个典型的例子，泰安市近年采取了公开招聘工会工作志愿者的方式，由志愿者专职从事职工维权工作。这样可以脱离企业约束，谈起来更能放得开。据了解，该市首批选聘的38名志愿者上岗半年来，已协助246家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
“目前，全总也正在打算对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展开培训，即对企业职工方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协商水平。工资集体协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对于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徐恩毅说。
图为一家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现场，从协商双方表情上就可看出，气氛并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