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一节是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公司苏州分公司（下称鲁潍苏州分公司）总经理徐先良近4年来过得最舒心的一个节日。
此前的4月29日，经过近两年的审理,苏州市金昌区法院就徐先良诉苏州市盐务局对其经营工业盐进行处罚违法一案做出判决：撤消苏州市盐务局的处罚决定。
此案代理律师、有“中国反盐业垄断第一律师”之称的上海知名行政诉讼律师邹佳莱说：“这是近10年来工业盐领域若干行政诉讼中第一个实体胜诉的案子。而这个案子胜诉的最关键因素，是最高法院就该案的一个答复。”
最高法院在针对此案做出的《关于经营工业用盐是否需要办理工业盐准运证等请示的答复》中明确指出，《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不能规定行政处罚。
“也就是说，各地盐业部门（也是盐业公司）以前以地方法规处罚工业盐经营者的行为，全都是违法的！”邹佳莱说。
红火生意突遭灭顶
2007年5月，军人出身的安徽定远人徐先良成立了鲁潍苏州分公司，主要进行工业盐的生产经营。
“在决定做工业盐之前我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几经折磨的徐先良坐在CCIN记者对面，身上仍透出军人所特有的那种坚定、严谨的气质，“我发现，在我们江浙一带，工业盐的市场很大。”
他的调研没错。江浙一带是我国传统的纺织业优势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化纤纺织基地，也是面料、服装的主要生产基地。苏州的丝绸历朝历代都是皇宫的贡品，而苏绣更是誉满全球的艺术珍品。因而，江浙一带成为我国印染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印染企业成千上万。而他们都是工业盐的用户。“在印染过程中，工业盐是最好的着色剂。苏州丝绸产品上鲜艳夺目的颜色经久不褪那都是得益于工业盐。”徐先良说。
但他不知道，也正是这个调研，让自己触碰了盐业部门的垄断红线。
公司成立以后，徐先良马上走访了周边的几十家工业盐用户。
“结果真的让我大喜过望。”徐先良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们就与苏州、常熟、张家港等地的30多家用户建立了供货关系。“我后来才知道，这些用户我去找他们之前大部分都是从当地盐业公司拿盐。盐业公司的盐不但价钱高得离谱，而且服务态度很差。”徐先良说。
徐先良不但送货上门，而且允许用户月底结账。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业盐便宜很多。“盐业公司1吨盐要卖700～900元，我们才卖500元。”徐先良说。他给CCIN记者算了笔账，工业盐是从当地和周边省市的盐矿进的，每吨才300元，他运到客户的厂区再除去各种成本，还有50元的利润。盐业公司的利润有多高，可想而知。
到2007年底时，徐先良的公司每月的工业盐销量已达到近2000吨，每个月的净利就有10万元。这种红火就算在发财机会多的江浙地区也是不多见的。
但是，红火的生意在徐先良接到一个电话后戛然中止。
2007年11月10日，一个星期六。这个日子徐先良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他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突然接到苏州火车站公安段民警的电话。电话告诉他，苏州市盐务局要查扣他从湖北、江西购进的工业盐。
徐先良马上放下手中的事，赶到苏州火车西站货场。那里已经站满了人，不但有盐务局的人，还有当地公安局的民警，甚至还有上海来的铁路民警。这些执法者当时就告诉徐先良，要扣押他的工业盐，还要处理他本人。
徐先良当然不服。他搬出了自己不知研读了多少遍的各项国家法律和政策，试图让执法人员明白，他经营工业盐不犯法。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两天后，苏州市盐务局对给徐先良发来处罚通知，对这批工业盐共214.8吨予以登记保存。
2007年11月14日，苏州市盐务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案件移送苏州市公安局。
当年12月12日，苏州市公安局决定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
“这只不过是开始，其后我们公司在苏州其他地方的工业盐近800吨陆续被扣和被处罚。”徐先良向CCIN记者一一出示了常熟、吴江等地盐业部门的查处告知书。
后来徐先良才知道，当地盐业部门盯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原来，徐先良所开发的几十家客户大部分原来都是当地盐业公司的客户。这些公司一般都会定期到盐业公司去买工业盐。自从他们用了徐先良的产品后，就再也不去盐业公司买工业盐了。时间一长，盐业公司就发现不对劲。“于是，盐业公司就派他们的‘家丁’（徐先良忍无可忍地用这个词形容盐政人员）到各个企业去调查。”徐先良说，对各企业来说，自己的工业盐从哪里买的也算是商业机密了，如果是企业的人去问，他们肯定不会说的，但头上顶着“执法”光环的盐政人员去问，他们只好实话实说。这样，徐先良就被盐务局盯上了。
已经等着入狱判刑
这时徐先良也才弄清楚，各地盐务局和各地盐业公司原来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经营时打盐业公司的牌子，“执法”时打盐务局的牌子。
“我没想到当地的车站、码头、大型仓库这类的地方都有盐业公司的眼线。只要有不是盐业公司运输的工业盐，盐务局就能马上得到消息。因此，我们的工业盐刚一到火车站，盐务局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徐先良无奈地说。
遭殃的不只是徐先良，他的那些客户也跟着受牵连。他有多少家客户盐务局早就查得一清二楚。扣了徐先良的工业盐后，盐务局的盐政人员马上一家一家地去处罚这些公司。不但在仓库的工业盐被盐务局上门查扣拉走，还被罚款。盐政人员每到一家徐先良的客户都会警告威胁他们，徐的公司是非法的，不能从他那里进工业盐，只能从盐业公司进。
徐先良如五雷轰顶。但他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全国每个省甚至每个市都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公安局作为刑事案立案侦查后，公安人员到徐先良的公司把他的全部账目都拿走了，而且还搜查了他的家。
“那天来了很多的民警。他们告诉我，你买卖工业盐已经犯罪了。要求我不能离开本市，随时接受传唤。”徐先良说，那种声势让他自己都觉得真的是犯罪了。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的徐先良当时真有点怕了。“我跟我老婆讲，看来我是要被判刑了。”
徐先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是书法爱好者，于是告诉家里人，一旦他进去了，让他们多准备一些名家字帖，以备他在监狱里能打发时间。
其实徐先良还算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因为经营工业盐而进了监狱。就在江苏，同样经营工业盐的江苏省宜兴市南丰印染助剂有限公司总经理缪禄伟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已经被拘留一年了。
“缪绿伟一案也是我代理的。我坚持这是个冤假错案。在庭审中，我列举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说明这一点，并要求向上级法院申请司法解释。”邹佳莱接受CCIN记者采访时说。
在邹佳莱的坚持下，受理缪禄伟案的江苏昆山市法院通过江苏省高级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此案的定性。2008年11月28日，最高法院以（2008）刑他字第86号文答复：经营工业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犯罪。当年12月，缪绿伟在被无端关押2年之后，终于被释放。
正是这份批复使徐先良案出现转机。
在苦闷、无助、不解中，徐先良熬过了一年多。就在2008年将要过去的时候，他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要求他去一趟。这样的电话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接到了不知多少次。他不知道这次又是什么事。
“在公安局，负责我案子的民警告诉我，他们拿到了最高法院关于缪禄伟案的批复，我的案子撤消了。”民警短短的几句话，让徐先良在冰窖中冷藏了300多天的心一下子活过来了。“当时我就在想，中国还是有说理的地方。”
2009年的元旦刚过，苏州市公安局就于1月5日给徐先良发来通知书，决定撤消他涉嫌非法经营工业盐一案。
早已被折腾得身心疲惫的徐先良满以为这事件就算过去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冲冠一怒为讨说法
徐先良是这样想的:缪禄伟一案人都被拘了两年，最高法院的批复一来人就释放了，还进入国家赔偿程序，自己还没被抓进去，那肯定应该没问题了。
他万没想到，最高法院的批复，并没有让当地盐各局觉得有违法之愧。
苏州市盐务局不但没有发还徐先良被扣的工业盐，而且于2009年2月26日以“未经省盐业公司调拨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省外购进盐产品”为由作出处罚，决定没收鲁潍苏州分公司购进的工业盐214.8吨，并处罚款122363元。
当拿到盐务局的处罚决定书时，徐先良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前一直忍气吞声的徐先良真有点火冒三丈：“太欺负人了！”
他被盐务局白白折腾了一年多，可以说损失惨重。客户没了，企业瘫了，直接经济损失几百万元，还负了一身的债，连家人都受到牵连。如果接受盐务局的处罚，那无异于死路一条。“我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一怒之下，徐先良于2009年5月31日向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苏州市盐务局违法行政，要求法院撤消盐务局的违法处罚决定。
作为国内工业盐官司打得最多的行政诉讼专家，邹佳莱因缪禄伟一案胜诉而在业内名气大增，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案件的代理律师。
“我规规矩矩地经营工业盐差点入狱，现在我要告当初要害我的人。”徐先良说，一定要为自己讨个说法。
地方法院左右为难
法院在立案一个多月后的7月10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徐先良对自己的官司信心满满。他不但请到国内最好的盐业诉讼律师邹佳莱，而且请教了更多的专家，他们都认为从国家的法律上看工业盐已经放开，再加上最高法院的明确批复，法院肯定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帮他出这口恶气了。
“开庭那天，我们总公司的老总，分公司的主要员工，还有一些人大代表等都来旁听，期待法院的公正判决。”徐先良说。
但是 ， 结果却让他们很失望 。
“在法庭上，我们表明了态度，并列出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而盐务局避口不谈国家法规，却拿出《江苏省<盐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徐先良描述当时的庭审情况时这么说。
结果，法院宣布休庭。而这一休就休了近两年。
等得心急火燎的徐东良一趟趟地往法院跑，一遍遍地打电话催。
法院被催得急了，给他说了实话。
“主审法院告诉我，这个案子还定不下来。不能定，也不敢定。他说，根据我们在法庭上提供的国家法律法规，我经营工业盐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盐务局提供的江苏省的法律法规。根据江苏省的法律，你就是有错的。你叫我们怎么判？”徐先良听法官这么一说，他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江苏省的法律法规大得过国家的法律吗？”
对于他的这个疑问，江苏省高院的一位法官道出了法院的难处：单从案件情况看，判你错很牵强。但如果判你没错，又担心政府压力……如何判对法院来说，是个头疼的问题。
有法官私下说，我们是江苏省管的法院，拿的是当地财政的钱，如果我们不执行江苏的法规，后果会是什么样？况且，苏州当地像徐先良这样的案子就有20多起，我们判他胜了，那些案子怎么办？
“我向法院提供了缪禄伟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批复作为徐先良的支持。但是法官想用这个批复又不敢用。”邹佳莱告诉CCIN记者。
左不忍心、右不甘心的法院决定循上次缪禄伟案受理法院的作法，向上级法院请示。把难题推给上面。
大约在9月份，金阊区法院将案子报给苏州市中院。徐先良从法院知道这个消息后，他又一趟趟地跑中院，一遍遍地给中院打电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案子毫无进展。
“我真是心急如焚啊，这时间我等不起。公司里还有10多个员工等着吃饭呢。”徐先良说，他向各级法院和政府写了无数次材料，后来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发申诉材料的邮费我都花了好几千元。但让我沮丧的是，盐务局的人告诉我，我所有的申诉材料都转到他们手上了，还得由他们处理。我真觉得无路可走了。”
情急之下，徐先良一连五六天到苏州中院的门口举牌子，要求他们给个说法。
过了几个月，徐先良通过关系得知,苏州中院也做不了主，将案子送到了江苏省高院。
他又跟到省高院 。
“刚开始，省高院的法官不理解我，排斥我。但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们也开始同情我。”徐先良说。
据江苏省高院的一位法官介绍，到这时候，徐先良的案子所影响的就不只是苏州盐务局了，而是《江苏省<盐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是与非了。兹事体大，省高院也不敢做主。他们先后与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等部门协商，最后想出的办法是省高院作个和事佬，主持对徐先良和盐务局进行协调。省高院的想法是，盐务局赔偿徐先良的损失，徐先良撤诉。
“我当时真有点累了，如果盐务局能赔偿我的损失我也就算了。也算是给总公司和员工有个交待。”徐先良于是答应了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向省高院提交了一个报告，将自己的损失情况列了个清单。
“但是，盐务局一点诚意也没有。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被扣的盐你不要了，罚款我们不罚了，你也别找我们要你的损失了，你从此在苏州工业盐市场消失。”徐先良说。
这样的条件徐先良当然不会同意。因此，省高院先后6次组织双方进行的协调都没有任何结果。
在此期间，盐务局的一个局长对徐先良说：“我就不相信了，我这么大一个国家单位拖不过你一个小小的企业。不用多了，我拖你5年，你能拖得起吗？我把你拖得家破人亡，把你的企业拖垮，拖到最后让你不打自退！”
协调无果。省高院就此案向最高法院请求批复。这是继缪禄伟案后，江苏省高院第二次就工业盐的案子向最高法院请求批复。
最高法院再次答复
徐先良从省高院得知自己的案子被送到了最高法院，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曙光。
但，时间又过去了很久，还是没有消息。徐先良通过省高院的关系，又把电话打到了最高法院，找到了主管这个案子的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耿保健。
“他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案子有难度。难就难在，虽然国家有关法规对工业盐的问题有相关的表述，但实际上还没有明确说放开。如果这个案子判你胜诉，那就表明在法律上工业盐的经营完全放开了，这可不是个小事。而且，这么多年来，全国各地积累的像你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成千上万起，一旦判你胜诉，那各地的案子都要翻过来，盐务部门得赔多少钱？所以，我们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徐先良说，这位法官告诉他，最高法院已经就此案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工信部等部门的意见，正在进行协调。
听到这话，徐先良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此前，他只是在为自己企业的权利在抗争，但耿法官的一席话让他觉得，自己的行动已经具有了推动国家工业盐改革的意义。
“我更得想办法把官司打赢了。”徐先良说，“耿法官是个好人，他把最高法院找过的有关部门的电话都告诉我了。”于是，徐先良又像在省里和市里一样，一个个地打电话，向这些部门了解进展，陈述自己的看法，希望自己的真诚能说服他们支持他的行动。
但是，电话获得的信息并不让人乐观。
这些部门的官员告诉徐先良，这是个大事，有可能要温家宝总理或全国人大才能决定。“有朋友对我说，你这事悬了。你想啊，一国总理有多少事要办，你这么点小事恐怕到不了他的办公桌上。”这让徐先良有点绝望了。难道一年多的努力要白费了？
这时候，他的军人本色出现了。他决定到北京去。
“在2010年，我先后往北京跑了4次，其中两次与耿法官面谈。我一定要在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那里得到我这个案子是与非的答复。”
在徐先良跑的过程中，整个事情起了变化。他最后一次见到耿法官时，这位法官让他不用跑了，回去等，要相信法律，相信最高法律机关的公正。
虽然有了耿法官的安慰，但回到苏州的徐先良仍然心里没底。“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和耿法官通一次电话，了解案子的进展情况。”徐先良说。
当2011年3月初的一天，徐先良再次给耿法官打电话时，耿法官告诉他，最高法院的批复已经下发了。
“我当时是既高兴，又紧张。不知道最高法院的批复是什么结果。我问耿法官，他说不能告诉我结果，这是纪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说，你没有犯罪，也没犯法。得到了这个答复，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那一天，徐先良觉得，经历了漫漫寒冬以后，这个春天的太阳格外的温暖。
随后是相关的法律程序。4月29日，苏州市金阊区法院作出了判决：撤消苏州市盐务局的处罚决定。徐先良赢了！
“经历军营生活磨练的我是轻易不掉泪的，但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晚上我是悲喜交加，泪流满面。法律总算给了我公正的判决。”徐先良说，他从43岁开始被盐务局折腾，到官司赢下来时，他已经48岁了。“我5年做事业的黄金时间都被浪费掉了。但当最高法院的耿法官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应该载入中国工业盐改革的史册时，我觉得我值了！”
法院的判决下达后，他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金阊区法院，上面写着“公平正义，执法为民”。
尾 声
采访结束时，徐先良告诉CCIN记者，现在正在就国家赔偿问题与盐务局交涉。他还说，盐务局这么折腾，他原来的公司已经瘫痪了。但他坚信经营工业盐是合法的。所以，他又注册了一家名叫鲁维宏大盐业化工有限公司的企业，自任法人代表。
“我一定要做工业盐，我要把分公司开到全国去，让所有用盐的化工企业都得到我们的服务。”他信心十足地说。
到2010年底，中国原盐总产能达9335万吨,其中，两碱用工业盐的消费量已达总消费量的80%以上，两碱以外的小工业用盐也达数百万吨，但这部分市场目前仍被盐业部门垄断。图为山东一家盐场生产的工业盐。 （图片由张木早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