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营状况好的农药企业大多数靠为跨国农药企业打工，提供廉价原药。而跨国农药企业通过二次精深加工后，在全球赚取超额利润。图为国内一家80%以上销售收入依靠出口原药的农药企业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育 摄）
近日，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评选的2010年中国农药销售百强企业榜单正式对外发布。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18.73亿元的农药销售额荣登榜首。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分列第二、第三位，2010农药销售额分别为14.96亿元和14.55亿元。站在百强起跑线的是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农药销售额1.7亿元。
按理说入选农药百强企业的负责人本该欢欣鼓舞，但CCIN记者在发布现场却发现企业的负责人看起来满腹心事。经过采访CCIN记者得知，百强企业的负责人普遍都有三大苦恼堵在心头。
“我们是国外公司的长期合同工”
CCIN记者会下得知这样一个数字：跨国农药企业先正达集团2010年农药销售收入88.41亿美元，而国内农药百强企业总销售收入也才496.97亿元，约合77.65亿美元。也就是说，百强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全加起来还不及一家国际大公司的销售收入。
百强企业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连告诉CCIN记者，我国农药外贸依存度在50%以上，近3年来出口量每年都在100万～122万吨之间。而出口的现状是：数量大，价格低，定位于低端市场。出口以后，国外大公司进行二次精深加工，制成高端的、我们做不出来的产品，在全球赚取超额利润。这就是中国农药业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我国农药产量为234.2万吨，出口量为121.63万吨。今年1～8月，农药产量约150万吨，国内消耗约30%，70%的量寻求出口。
“中国农药企业做得再好，目前也不过是给外国公司打工。”上海农药研究所顾问张一宾教授一语道出了中国农药企业所处的江湖地位。
一家不愿具名的百强企业负责人透露说，中国农药销售百强企业中排名靠前的企业大多与国外大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依靠价格低廉、与国外大公司保持稳定的供货关系来确保销量。如拜耳公司的国内供货商有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等多家百强企业。又如澳大利亚新农公司与浙江新安化工、上海沪江生化有限公司等5家百强企业有长期草甘膦生产协议，但该公司同时又与孟山都有长达20年的长单，将中国的草甘膦转手卖给孟山都。再如先正达、巴斯夫的国内供货商有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等。还如陶氏的供货商有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
山东一家百强农药企业负责人告诉CCIN记者，该公司的一些农药产品由以色列马克西姆-阿甘公司100%包销，因为生产技术就是由其提供的。根据签订的协议，产品只能供给马克西姆-阿甘公司。除非是某一批次的产品不符合马克西姆-阿甘公司对质量的高标准，才会将其在国内市场销售。
这位负责人表示，拜耳、先正达、陶氏、巴斯夫、孟山都、杜邦这6家跨国农药企业占据了全球农药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仅先正达一家在中国就有50家以上的农药供货商。跨国农药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掌握科研开发和销售，而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我们就是这些跨国企业的长期合同工。
“国内企业提供最优质的产品，赚取的却是微薄的代工费。”上述负责人无奈地指出，今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一路飞涨、环保成本和人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但是国内原药价格上涨幅度不大，有的品种甚至有所下降。进口农药的价格由去年同期的8214美元/吨上涨到9354.8美元/吨，上涨了1140.8美元，同比涨幅达到13.9%。而我国农药的出口价格上涨幅度仅在5%左右，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实际涨幅很低，远远小于成本的涨幅，所以原药企业的利润极其微薄。
即便是赚取这种微薄的代工费，长远看也不会持久。先正达全球采购主管汤姆·盖瑞近日表示，随着中国用人成本等各项成本的快速上升，印度的农药竞争力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中国。可见，未来跨国农药企业和印度农药公司的合作可能会越来越紧密。
“生存就已不易，何谈产品创制？”
“目前国内生产的农药品种有260多个，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只有20多个。大部分农药品种都是仿制产品，利用国外过期专利或不受保护的专利。”张一宾表示，生产非专利产品，也行，但国内企业的做法是喜欢跟风。看到一个品种好，大家蜂拥而上，直到把这个产品做烂。拿草甘膦来说，目前草甘膦国内的年需求量约为5万吨，而总产能已高达85万吨。跨国公司控制着大部分销售终端，国内企业没有一家有定价权。
CCIN记者在采访百强企业负责人时发现，很多企业的老总已经意识到一味仿制行不通了，但创新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众多国内农药企业来说，研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家百强企业告诉CCIN记者，新农药创制基本上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前期的投入非常大，周期又很漫长，并且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力量支持，创制工作根本难以为继。国际大公司一直延续“专利农药—丰厚利润—研发投入—新专利农药”的发展路线，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0%。但在中国，这种发展路线根本走不通。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号召企业要搞创制，但直到今天，基本上几十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中国是有钱，但都在政府手里。你想想，这几十年来企业一直在不断地折腾，生存环境一直也没好转。到目前为止，农药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6%。一些做得好的大企业研发投入也仅占销售收入的1%。中国农药企业每个创制品种投入的资金量不到发达国家的5%。而且农药行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等很多方面都受到歧视。“生存就已不易，何谈产品创新？”
企业搞创新除了资金不足，技术和人才也很匮乏。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李钟华指出，农药的研发是由化学、化工、生物学、植物学、医学、法律（专利保护方面）等诸多学科共同组成的，需要方方面面的通力配合，由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企业基础研究力量较弱，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都不丰富。
“不要说企业搞创发困难，就连研究所搞研发都是步履维艰。”张一宾告诉CCIN记者，“九五”期间，国家选择了一批基础较好的化工和农药科研单位，以国家行为支持建立了两个农药科技创新平台，即：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建立国家农药工程中心；在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江苏省农药研究所、浙江化工研究院和湖南化工研究院建立南方农药创制中心。
“研发的硬件有了，但软件不够，国家每年用于维持研发的费用投入太少。”张一宾表示，拿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来说，“九五”期间，国家共投入2亿元用于南方农药创制中心4大基地的基础建设。“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经费减了一半，分别投入约1亿元的资金支持。而国际农药大公司创制一种农药新品种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投入1亿～2亿美元。我国在投入有限等问题的制约下，农药创制速度自然不理想。研究所转制后，创制的速度更是越来越慢。研究所必须自负盈亏，科研人员为了挣工资已是疲于奔命，搞研发也就不免急功近利，希望研究课题越简单越好、见效越快越好。
李钟华还透露，国家对农药创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2010年，17家农药龙头企业和重点研究单位联合成立了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该联盟向国家申报的“十二五”绿色农药创新项目目前获得批准，国家将在“十二五”时期对该项目拨款2亿元。也就是说“十二五”平均每年5000万元的投入要涵盖新产品开发的全过程，即新化合物合成和筛选、生产工艺流程调整、三废治理等整个链条。并且这笔资金还是17家企业分。与国外大公司仅实验室开发一个新品种就投入1亿～2亿美元相比，我国的投入还是太少了。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化事业部副总经理周曙光则指出，多年来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也不好。该公司几年前研发的草甘膦铵盐可溶颗粒和草甘膦钾盐原粉，投入市场不到两年就被很多企业仿制。在这样的环境里，企业的竞争力大打折扣，研发的积极性也被挫伤。
“国内农户正在抛弃国产农药”
令百强企业更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农户的施药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近些年，农民对进口的高效、低毒、无公害新品种农药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孟山都的农达、拜耳的锐劲特、杜邦的康宽、先正达的适乐时、陶氏益农的高效盖草能已经成为中国数亿农户、农药行业人员耳熟能详的名字。
“国内农户正在抛弃国产农药！”山东一家百强企业负责人告诉CCIN记者，现在的农户不像从前，以前是哪个产品便宜买哪个，现在变成更加注重农药的安全、高效和低毒。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即使先正达公司的福戈、拜耳公司的拿敌稳等进口农药的市场价格远高于中低端国产农药，但农户依然优先选择。农药价格已不是种粮大户们唯一考虑的因素，进口高端农药成为首选。“举个例子，六七年前，公司还每年组织当地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打假，现在假货少多了，因为农户的观念转变了。公司的业务员在市场上发现，两瓶同等规格、同等有效含量的国产农药和进口农药摆在一起，进口农药售价比国产高，农户宁可多花钱也买进口农药。”
还有一家百强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该公司通过上半年对农药的调查，发现农户普遍欢迎进口农药。安全环保和防效时间长是进口农药最为突出的优势。福戈等进口农药的防效时间20天左右，而相同类型的国产农药防效时间一般只有3～5天，最长不过7天。农户使用福戈每亩次成本22元，种植一季水稻只需打两次。使用国产农药每亩次成本10元，如果用药4次，用药成本也在40元左右。在水稻抽穗期，农户打一次农药是不容易的。因此，能减少用药次数的进口农药，自然就受到农户青睐。虽然进口农药的价格普遍比国产农药贵一倍，但在农产品价格走高的当下，种粮大户们对农药价格的敏感度并不高，而且使用进口农药减少了打药次数，无形之中也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农村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进口农药因省工省时从而备受青睐。
杭州宇龙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龙华告诉CCIN记者，在水稻虫害防治上，国外农药的份额占30%左右；在水稻和小麦草害防治上，已经呈现出国外农药主导的局面。如防治稻飞虱的首推药剂是德国拜耳的艾美乐，其次才是国产吡蚜酮和噻嗪酮。防治水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药剂首先使用的是杜邦的康宽、拜耳的稻腾和先正达的福戈，国产同类产品毒死蜱、三唑磷、杀虫单、乙酰甲胺磷、稻丰散等受很大冲击。在稻田除草剂市场，防除稗草的药剂基本被进口品种垄断，它们是美国FMC公司的韩秋好，美国陶氏益农的千金、稻杰、稻喜系列除草剂品种以及日本组合化学的必利必能等。在防治稻瘟病的药剂中，先正达的施保克销量较大。杀菌剂中先正达的爱苗、陶氏益农的大生、拜耳的银法利今年上半年市场销售量都攀升20%以上。孟山都的农达牢牢占领着中国除草剂市场。
比一比中外农药企业的业绩单，更让中国农药企业沮丧。据农药18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显示，6家企业业绩亏损，5家企业利润同比下滑。位列百强企业前十五位的浙江新安化工公司、南通江山农药化工公司和安徽华星化工公司等都在亏损之列。而根据先正达公布的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销售额77亿美元，增长14%；净利润14亿美元，增长14%。陶氏化学健康和农业科技业务板块上半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巴斯夫上半年业务增长同样也强劲，销售额同比增长19.4%。这些跨国公司的报告中都强调，中国市场销量的强势增长是公司销售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跨国农药企业都非常注重产品使用的指导。图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用化学公司先正达集团的“洋专家”在田间给广西一壮族农户做指导（本报记者 王兆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