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安南一样，钱韦和她的同事们呼吁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联合国要起到主导作用。钱韦是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成套一部总经理，他们公司在伊拉克有将近10亿美元的业务。
这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建设30万千瓦的萨哈拉丁发电厂。由于战争工程停顿后，所有的人员物资现在都处在待命状态。部分所需设备已经运到伊拉克现场，时间久了就容易损坏；还有十几万美元的欠款没有收回。
钱韦担心的还不只是那些设备和十几万美元欠款。她告诉《经济》杂志说，虽然前期完成的工程大多数都已结算，但是电站的整套施工设计方案，价值就有几千万元。目前设计仍在进行中，而战后如果工程不能继续，这方面的软性投入，包括当初为争取这个项目付出的努力，就都化为泡影。
对于战争结束后工程能不能继续，钱韦表示，这个工程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中的一部分，如果战后重建由联合国主导，项目继续下去顺理成章。如果是美国主导，那就不好说了。
钱韦有些焦虑地说，公司肯定要尽全力通过中国政府、联合国争取把工程做下去，因为“做不下去的话，公司肯定是利益受损的第一承担者”。
得失取决于联合国
与钱韦他们一样遇到麻烦的中国在伊企业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中国进入伊拉克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下20家，除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外，还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长春一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铁路通讯信号总公司等。他们在伊拉克已经签订高达40亿美元的工程合同，其中只有少部分已经完工，大部分都因为突然爆发的战争而被搁置。
问题还不止是工程搁置。中国是近年来仍与伊拉克保持贸易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由于伊拉克经济衰退，中国的所有贸易顺差几乎都转化为债务。再加上中国方面的投资及政府贷款，伊拉克欠中国的外债不在少数。据统计，伊拉克目前拖欠中国公司的债务高达数十亿美元。其中，仅中建一家公司的工程欠款就达5亿多美元。
那么战争结束后，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利益能否得到保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副主任许丹松说，“以前欠的债务还没有收回，加之这次战争的打击，中国企业在战后能否及时得到贸易和工程款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殷罡认为，这取决于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联合国能发挥一定作用，上述项目许多都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的项目。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驻伊拉克办事处代表柳木预测，国际社会和伊拉克本国将有巨额投资用于战后重建，所以中国企业对此应抱以积极的心态，对搁置的工程和债务不必过于担忧。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则没有那么乐观。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从美国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倾向来看，它完全可能甩开联合国，重新决定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一切事务。届时中国企业的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也是可能出现的情形。
中东地区的留守者
与那些不得不留守在伊拉克周边国家的中国人相比，钱韦们还算是幸运者，至少在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回到了安全的祖国。
据原外经贸部一位处长透露，战争开始后在伊拉克的中国人都已经撤回来了。但在其他中东国家还有中国人，外经贸部撤销前有段时间一直在开会，研究那些还留在中东其他国家的中国人该怎么办。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在中东十几个国家里，战前至少有3万人在那里做劳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回来。
从湖北来到科威特的李先生说，不回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在科威特一家医院做医护人员，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食宿医院也都包了。“我在这里一个月拿的钱相当于武汉几十个下岗工人的月收入总和，一年就等于国内二十年。”
李先生说，他很害怕战争，但是如果回国，工作肯定就丢了。当初借了几万块钱交的中介费，为的就是辛苦几年攒点钱，“家里还有孩子要上学，等着用钱呢！”对于万一受战争波及有伤亡的危险，李先生说，“听天由命吧。”
另一位在科威特的中国公司工作的王经理说，按科威特政府的规定，如果政府没有下令，停工就意味着违约。而违约将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出来的这几个月的工资以及以后的收入都将付之东流。相反，由于部分工人的撤离，加之劳务输入的暂停，留在科威特报酬将升高，这使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留下。
据科威特华人联合会主席董太康介绍，在科威特的中国人一共约2000人，仅搞建筑工程施工的就有1500多人；战争期间回国了几十人，大部分一直留在科威特。
国家信息中心国际战略室主任王宪磊认为，保护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正常权益，这是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需要采取政治、经济和其他性质的措施。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之后，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权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提着脑袋抢商机
战争还没有结束，就有一大批温州商人冒险奔赴中东，为抢占商机提前布点。“我们已经等不起了，因为战争使我们损失达几千万美元，”早早跑到利比亚的温州商人陈志远说，“在战争中损失，从战后来弥补。”
陈志远在有“中东香港”之称的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经商多年，建起了三座中国商品城，每年的市场成交额在1亿美元以上，主要的批发市场在中东各国。在该地市场经受了战争的严重冲击后，他于4月13日飞赴利比亚，目的就是把浙江商品打入战后伊拉克市场。他希望不仅可以把战争带来的损失弥补，而且还可能比往年赚更多钱。
知情人说，抱同样心理的温州人为数不少，他们在迪拜等地囤积货物，但大多“悄悄地进行”，怕引起同行的注意。
在抢占商机弥补损失的急切心理下，他们甚至无视风险——政权的更迭让伊拉克一片混乱，中国驻伊使馆两次被洗劫，巴格达博物馆遭哄抢。“我们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去做生意。”一位打算前往伊拉克的温州鞋商说。
伊拉克重建“蛋糕”确实非常大。许丹松说，“这将是二战后最大的重建工程。”国际上的预测是将耗资8000亿美元，时间需要5到10年。
但是中国在其中能分到多少，却不是由温州商人的敏锐动作能够决定的。尽管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上中国具有价格上的优势，并且在海湾战争之前也曾获得过大量项目，但是由于这次重建存在较多的政治性因素，因此中国大型企业再次得到大项目的可能性不高。
在伊拉克曾有项目的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公司中东分公司总经理倪正山表示，中国公司很难通过正常的国际招标拿到伊拉克的大工程，但可以从总承包商那里分包到具体项目，至于一些大型土建项目的维修，对中国企业也会有些机会。
不过在贸易方面温州商人应该会有所收获。战后伊拉克对服装、日用品等的需求肯定会有大幅增加。浙江的小商品有价格上的优势，在经营上也是走薄利多销的路子，中国的这些商品将更容易占领这个市场。机电产品也是中伊贸易的传统商品，战争结束后小机电产品应该能够重新占领伊拉克市场。
保障中国的世界利益
与双边贸易相比，中国企业在伊拉克承包工程的风险，在这次战争前后表现得非常突出，值得警惕。
许丹松认为，中国企业在战后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参与工程承包。其一是竞争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项目，这样收回工程款的风险就要小得多。另一种是“带资承包”，也就是中东地区流行的BOT模式——中国企业自己出资进行建设，而后经营20－30年，再将其转让给伊拉克政府。但这对于企业的资金力量及对伊拉克未来局势的判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尽管中国在伊战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并没有到让美国记恨的地步，但遏制中国一向是美国的作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说，美英肯定会主导战后重建，但中国不能放弃参与。
4月9日，外交部亚非司司长武春华在外交部网站与网友交谈时表示：中国愿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将尽全力争取和维护中国在战后重建中的利益。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对此问题进行正式表态。
王建认为，美国抛开联合国宣战和主导战后重建，传递出的一个信号是，今后国际事务中谈判机制的作用下降，实力决定利益划分将表现得更直接，增强国力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一位国际经济问题专家意味深长地说，对中国来说，也许比抢食重建蛋糕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好的机制来保障中国的世界经济利益。
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情况
自1958年中伊建交两国即有经贸往来。20世纪80年中期，当时的伊拉克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市场，工程量占中国在全世界工程总量的1／3强。1985年中国的海外劳务输出约为5万人，而仅前往伊拉克一个国家就占2万多人。
1996年底，联合国与伊拉克签订“石油换食品”计划，伊拉克市场大门重新打开。中国出口伊方市场的机械设备及运输设备大幅度增加，已占到全部出口产品的60％以上，其中在电站设备、铁路机车、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以及程控电话交换设备等领域已成为伊市场的主要供应伙伴。
截至2000年11月15日，中国有60余家公司参与“石油换食品”项目竞标，并与伊方签订了650余份出口合同，总金额超过16亿美元。2002年中伊双边贸易额达到5亿多美元。
据《中国石油商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