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家皮埃尔·罗迪（Pierre Lortie）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十分成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中国的经济体系庞大，如何理顺各种关系，清除各种障碍，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罗迪这次访华是以总部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庞巴迪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身份，来中国参加“200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庞巴迪公司是仅次于波音和空中客车的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公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公司之一。
新任庞巴迪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罗迪先生是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专家，曾担任过多家大企业的总裁，也曾担任过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副总裁和魁北克省政府财政部长、加拿大证券行业委员会主席、美加贸易谈判主要成员、加拿大国家科委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加拿大政府信息创新中心主席，同时还兼任亚太经合组织商务顾问委员和英国北美委员会委员、“争夺世界的竞争”运动主席，并荣获过“加拿大总督勋位”，是加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发展、金融与财政管理的高级顾问和决策者之一。
罗迪表示，根据我自己在国际贸易和地区发展两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济情况，我想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世界是最重要和最具发展动力的国家之一。
他说，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２００１年，出口额增长到２６６０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３％以上。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中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世界贸易总量只增长了两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额增长达１０％。中国在世界贸易当中的份额已经超过４．５％。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到４１０亿美元，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接受投资最多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重要
罗迪认为，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与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有着很大的利益关系，而且中国的地位使其能在促成这一回合的谈判中起到带头的作用。
与以前各个回合的谈判相比，多哈谈判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多哈发展回合的谈判议程十分广泛，依照日程安排，应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前完成，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如此之多的任务，是比较困难的。最后的期限可能往后推迟，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分歧，并且国际社会对于伊拉克冲突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为这一回合谈判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原定今年９月１０日到１４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一天天临近。在坎昆部长级会议之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词。分歧最大并且急需解决的主要议题有三个：农业问题、与TRIPS有关的健康问题，以及“新加坡问题”。如果在部长级会议之前，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话，其结局很可能是重蹈西雅图会议的覆辙，终止谈判，甚至破裂。
罗迪认为，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农业问题，以美国和Cairns集团成员为一方，以欧盟和日本为另一方。这一回合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市场准入，削减并旨在最终取消各种形式的出口补助，削减具有扭曲贸易性质的国内支持。允许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一定的特殊和区别对待。WTO农业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哈宾森（Stuart Harbinson） 准备了一份折衷的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将９０％以上的农产品关税降低４５％以上，并且将国内农产品补助平均降低６０％。美国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国家认为这是不够的，他们声称，这种削减仍然使农产品补助处于１００％到３００％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欧洲也批评这一草案“失衡”，而提出关税削减限制在１５％以内的建议。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同样在争取保留关税保护，而降低国内农产品补助。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印度有五亿多的农业人口，因此极力避免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可能引起的社会混乱。
农业谈判的顺利进行对于中国来说是利益攸关的，这一谈判的成功将为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开辟市场，但是随着农产品补助的逐渐削减，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价格将会增长，这将使得中国遭受一定的损失。例如，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３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预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自由化，中国的福利收入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３８％。但是，报告中还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自由化，将使得中国同时遭受大致相当的贸易损失。最终，农业自由化所带来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将相互抵消，但是中国应该注意防范由于农业自由化给国内巨大的农业人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罗迪指出，在２月１４日到１６日，在东京召开了２５个国家参加的小型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了多哈宣言的贯彻实施问题，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分歧在于应在何时对必需药品的生产采用强制性许可证制度。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印度和巴西等药品制造国家将会从允许销售廉价药品当中获利，而使发达国家的专利药品制造业遭受损失。虽然美国为了应付目前国内的炭疽病恐慌，对强制许可的限制予以了一定的松动，允许经许可的印度公司生产并提供抗生素，但是它仍然在极力保护其药品行业的利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是向总理事会提交关于强制许可制度和缺乏制药能力的建议报告的最后期限。现在最后期限已过，但是还看不到解决方案的迹象。
欧盟在积极推动关于“新加坡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涉及四个问题：竞争政策、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政府采购透明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多哈回合的“关键问题”，而且是独立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被认为是用以平衡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所必要的。以印度为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强烈抵制将这些议题加入谈判议程之中。美国则不积极推动将这些问题加入谈判议程。
这里就政府采购插一句：根据其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保持采购的透明化，提供最惠国待遇，保证外国供应商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府合同的竞标活动），中国通过了《政府采购法》，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这是令人鼓舞的积极的一步，中国应当继续努力，争取发起谈判，获得《多边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身份，遵循该协定的各项条款的规定。
谈判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WTO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规则，在坎昆会议上将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一次大盘点。这些议题的目的在于“澄清并改进协议的规则，同时保留协议基本概念和原则”。坎昆谈判的第一阶段的焦点在于确定协议中那些最需要澄清和改进的部分。这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屡屡成为贸易行为对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依据WTO的标准，颁发了新的反倾销规则以扩大反倾销活动，并开始了２１项反倾销调查。这正如我早行预言的那样，中国各级政府应尽早培养贸易谈判干部，应对入世后不断增加的贸易战谈判对人才的大量需求。
５月底是许多项谈判的最后期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要求清单和建议必须在此之前提交上去。对如何削减非农产品关税的问题必须做出决定。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应当能够达成协议。
关于TRIPS协定的另一个议题是葡萄酒和烈酒的多边注册制度，此问题的分歧较小。WTO的TRIPS理事会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预计在坎昆会议期间予以完成。将这些较高层次的保护措施延伸到其它产品的问题会引起的争议要大的多，在坎昆会议期间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何理解和实现贸易自由化
在谈到贸易自由化问题时，罗迪表示，所谓的贸易自由化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提高过境效率来减少贸易成本的问题。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包含许多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旨在便利货物的越境流动，其中包括：进口和出口的手续，例如海关管理和进口许可；运输问题，包括货物装卸和港口管理；支付、保险和其他有关财务的要求；检验和认证。
罗迪认为，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生产链跨越国境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息技术产品部件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组装地。跨国企业需要能以便捷、廉价的方式跨境运输零部件。因此，过境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增强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自由化谈判回合的不断努力，当前以非关税措施取代关税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障碍。贸易成本估计占贸易总额的２％到１５％。这使得WTO对工业产品在乌拉圭回合后的加权平均关税的估计３．８％的数字大为相形见绌。
在谈到如何提高过境效率问题时，罗迪指出，过境障碍对企业带来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对中小企业尤为如此。对于易腐农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失误或繁多的过境规则造成的延迟，是令人十分担心的事情。
高效率通关使人易于预见未来，因此有助于作出明智的商业选择。如果商家确信他们的货物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不会受到过份的延误，他们就会愿意在这个国家致力于长期投资、投入人力，并且结成战略联盟。
一般说来，过境效率低下增加的营业成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与海关手续相关的直接成本；手续拖延造成的成本；丧失商业机会造成的成本；与缺乏不可预见性有关的成本。
虽然各种成本很难用货币进行量化，但是许多专家还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１９９７年，为APEC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APEC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带来的济利益大约相当于削减关税建议所带来利益的三倍。进而得出结论：进口总额当中，有２％到３％是来自于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所带来的潜在的直接成本的减少。欧洲委员会对许多公司进行了广泛调查，结果表明，减少影响采购的障碍，减少具有分歧的技术标准以及其他的限制，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２％到２．４％。仅简化欧盟内部的海关手续就可以减少管理成本达１．７％。如果把商业机会损失计算在内的话，这一数字将达到５％。澳大利亚工业委员会１９９６年的报告提出了幅度近似的数字。报告指出，管理与海关控制及贸易便利化的有限措施有关的延迟所造成的直接成本达整个贸易额的５％。如果包括一系列更为广泛便利的措施，这一估计的成本将翻一倍，达１０％。
１９９８年WTO关于贸易便利化讨论会的参与国关于交易成本提供了有趣的证据。在印度，据说出口手续所占成本是贸易成本值的 １０％。国际航运商会声称，货物运输成本的１０％用在相关运输信息的备制和传递上。这些数据，尤其对照关税税率而言， 是非常可观的， WTO成员国目前的工业产品关税税率平均不到４％。显而易见，贸易手续的现代化必须是世界贸易优先讨论的议程。
在谈到海关手续问题时，罗迪认为，海关管理即指过境手续，涉及贸易的具体细节，包括：检查、通关、关税分级、评估、产地审核规则和进口许可等。
手续繁琐是过境时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容易得到改进的环节。虽然信息技术已经取得高度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海关的文件还是采用书面形式。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估计，办理海关手续通常涉及２０到３０个经手人，４０份文件以及２００个数据资料（其中有３０个数据被重复使用至少３０次）。
海关手续的复杂繁琐意味着容易出现差错、延迟、不确定性，最终将使消费者承担较高的成本。过分繁琐的手续和随意的决策会使海关系统滋生腐败，并且会使政府丧失关税收入。海关手续的现代化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巨大效益。智利发现：由于通关时间的减少和收入的增加，用一年的时间，便可收回所有用来添置海关设施的５００万美元。
这方面的成功事例不止于此。由于计算机和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使用，玻利维亚海关的税收增长了１１％（如果考虑关税税率的降低，这一数字应是２５％）；菲律宾的海关税收增长了２．１５亿美元；斯里兰卡增长了１亿美元；巴拿马在关税降低５０％的情况下，海关收入还增长了３％。
改革海关手续的第一步是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关于海关估价，关贸总协定第七条要求海关的纳税估价行为要建立在实际交易价值的基础之上，要杜绝随意估价从而增加税收的行为。WTO就原产地的协议说明了对标识的要求并为协调各个国际规则提出了一整套工作纲领。WTO就进口许可制度的协议鼓励采用公平的、无歧视的程序。
中国在履行WTO关于海关管理的义务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关于解决中国海关估价方法和WTO协议就海关估价所规定的方法之间不一致的工作仍然值得注意。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受限制性进口许可和进口配额的产品种类。现在它已经由过去贸易权利严重受限而转为现在对外开放的体制。但是，一些产品仍然受到许可证制度的相当严格的限制，一些外国出口商不断抱怨：进口许可手续已经成为不必要的负担。
由于国际间的合作，过境的效率应进一步提高。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以及在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等一些地区性贸易协定中，已经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标是建立无纸海关系统，采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和低风险快速清关的程序。
虽然关于国际合作和规则制定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但是大多数过境的障碍明显属于国内权限的管辖范畴。首要的目标是促进透明化。法律、规则和行政手续都需要明确阐述并且公开发布。执行的一致性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庞巴迪在国际市场上的经验是：企业能够适应多数情况，只要贸易规则明确，并且在国内各个口岸由各级政府以统一方式予以贯彻执行。
除增加透明度和统一性之外，政府还可通过改进海关管理的具体环节，大大减少通关所需的时间。统一文件格式，采用电子表格、一个窗口办理所有的手续、使用新技术进行数据交换、货物说明、风险管理等等，都是加速过境检查和缩短通关时间的好办法。
与海关管理一样，减少不必要的根据标准设置的限制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努力与国内改革的结合。WTO关于贸易技术壁垒的协议要求各国在无歧视待遇的基础上，透明地发展和设置贸易技术壁垒。它同时敦促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国际标准。中国已经同意履行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和WTO就卫生与动植物检疫的协议，该协议要求采取措施，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
对华出口商对下列问题表示过关注：重复认证的要求以及不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他们在为特定货物确定适用标准时遇到了困难，他们常常会不明原由就遇到与国际标准不同的独特的标准。关于肥料、大豆等产品的屡见于报刊的争议使标准管理显得苍白无力。
一些特殊的标准，比如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有时是合理的，但是，避免国家标准不明原由地与国际标准相左是非常重要的。某个国家如采用特殊的标准和程序，外国供应商将承受较高的成本。采用特殊国家标准的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取得稳步的进展。截至到２００２年１月，中国国家标准已经有４４％是基于国际相关标准的。争取在五年之内，使这一数字达到７０％。中国政府同时在致力于将质量监督、检查以及检疫合为一体。
虽然贸易便利化已经成为多哈回合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我感到，这一问题可能会被一些分析家和评论家们所忽视，他们愿意关注那些争议更多更突出的谈判领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掉入这个陷阱将是一个错误。贸易便利化能够带来的利益将是十分可观的，值得我们追求。
贸易便利化并不意味着消除控制，而是要提高效率。有必要进一步扩充WTO在此领域的规则。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也有相当多的机会。但是，能否迈出最大的步伐关键在于各国内部的改革：改进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过境手续的公平性。
在二十世纪９０年代期间，中国在减少关税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进口税是最低的。降低关税是中国能够作为一个贸易和经济大国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贸易自由化的进步将取决于中国对待非关税壁垒的带头作用的力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海关管理相关的技术标准和其他事项。
加快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建设
在谈到新兴公司和资本市场问题时，罗迪表示，各国政府都希望看到中小企业的发展，普遍执行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为中小企业、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和小型资源开发公司开辟通往公共资本市场的通道，是促进它们快速发展的有力手段。当然，这个市场会出现偏见和政策问题；这个市场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但它会在正反两面发挥作用。根据我执掌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的经验，我建议搭建一个工作框架，其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均应加以明确。
首先应明确的是，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作用是促进资金流动。公司不是通过股票交易所而筹集资本的（纳斯达克和其他类似市场，就本文讨论内容而言，可以认为是证券交易所）。它们是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股份（称为IPO过程）而筹集资本的。这些股份随后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以便于交易，也就是说，买卖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证券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这是相对一级市场而言的，在一级市场上，公司向投资者发行（出售）新的股份，从而筹集资本。因此，健全的证券立法和新股发行规则，对繁荣二级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证券交易所（以及二板市场或初级交易所）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被认为是如此重要呢？答案在于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作用：促进流动性。所谓流动性，即指股东通过购买或出售股份从而改变自己投资状况的能力和便利。
因此，当一个投资者需要现金，或是对公司的业绩不满意，甚至只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利润目标，重新配置自己的资金的时候，要兑现自己的投资，兑现过程越方便就表明这项投资的风险越小，从而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这项投资。在开发风险资金的建议中常会提及这一点，但是，流动性对资本金可用性的影响要大的多。流动性也减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因为流动性越高，投资者以股份真实价值购买或出售股份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加流动性。下面我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会直接导致这一论点：进入证券交易市场对中小企业和高科技公司的发展有强大的激励作用。这里我同样要指出：充分了解制约它们发展的各种限制，同样是很重要的。
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与初级资源开发公司的情况相类似。这两种企业，由于风险太大，几乎没有担保，因此它们的主要活动（开发）在财务上必须依靠资本，直至它们达到一定的成熟期。在这种情况下，借债（银行贷款）并不适合。至于其他中小企业，能进入资本市场的几乎仅限于高速发展的公司。即使在美国，能够进入资本市场，在纳斯达克或地区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中小企业也只是少数。这些快速发展的公司一般不能生成足够的自由现金流量来支撑自身的发展，因而形成过度举债经营和脆弱性。这里我同样要指出：注入资本对支持它们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大量实例证明：这三类公司在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经济增长的快慢取决于获得资本的便利程度。进入交易所便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如上所述，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会减少风险，会提高投资收益率，最终将充实可用资本总额。
在实践中，如果这些“初级”公司能够在邻近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话，这一过程将会被便利化。其中的原因是：投资者倾向于把资金投入他们所了解和熟悉的公司。地理位置邻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表明：投资取向与地理上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地区性证券交易所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平衡发展和减少地区差异方面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
再有，关于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有关证据也是大量的。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我想指出：市场规则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规范行为，营造环境，从而支持和加强市场的效率。如果市场效率不高，将会导致资本配置不当，投资者将会逐渐退出市场。最终结果将与成立地区交易所的初衷恰好相反。
信息是打开有效市场的钥匙；信息应当是充分的、无偏见的、是来自诸多 — 甚至是对立 — 来源的。对于在主要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这些条件一般是能满足的，但是这对于那些初级交易所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首先，对于那些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和中小企业来说，关于它们所期望的结果的信息就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些公司报告结果在不同时期之间有很大的变化，或是与公众的预期相差甚远。其次，由于这些公司的规模小，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不愿意花时间对这些公司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是: 主要信息来源(在主要股市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初级股市中几乎不存在。 经验表明，依靠证券承包商（证券公司，在市场上实施IPO）来持续地提供独立的信息是非常不现实的。没有激励，这些公司的行为是有理性的，他们要为自身的利益工作。这种缺乏大量信息依据的独立见解会带来许多麻烦，其中之一是：公司管理层的观点和报告不具挑战性，从而使股东很容易受到偏见和错误信息的误导。缺乏信息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初级证券交易所里，投资者大多是本地居民。他们对当地公司及其管理比较熟悉，从而可减少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
因此，关于公司信息发布及其内容的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必须严格执行。
高效市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流动性。初级股票，就定义而言，其流通量小（即向公众发放的、供交易的股份较少），因而其流动性自然就不如较大的股票。为了加强流动性，组织完善的证券交易所采用“专家”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或者是准备买卖未上市股票的经纪人系统（纳斯达克、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这些职业证券交易商的职责是通过买卖股票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换言之，在没有其他投资者来完成交易的那一时刻，他们扮演贸易对方的角色。由于他们的角色主要是从事交易，因此，他们通常不参与公司信息方面的工作。然而，他们对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通常被疏忽的关键方面；如果没有这一能力，市场是不会成功的（注意：依我看来，对初级证券交易所，“专家”系统要优于准备买卖未上市股票的经纪人系统，当然，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影响流动性的另一问题是投资者的组成。因为流通量有限，因此，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个人投资者在此市场是主要参与者。金融机构需要大规模的交易，而且倾向于“保持”他们的投资。其结果只会破坏流动性。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不会在初级市场上投资，因为他们知道，由于规模小，其状态相对缺乏流动性。然而，决策者推动他们参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应当避免，因为这样对提高初级股票市场的质量不利。
第三，要护投资者和市场的诚信。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投资者的利益在初级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初级市场的一个固有的弱点是：易于遭受操纵和欺诈；几乎每个初级交易所都不得不应付这样那样的丑闻。当然，人们从中也学到不少东西，订立了应对初级证券市场固有的怪僻和风险。
困难在于流通量有限和相对较弱的公司信息工作。流通量小，股票价格便容易被操纵。可利用的东西对经纪人、非法投机者，甚至公司管理者是伸手可及。缺乏有关公司的独立的信息将有助于错误信息的传播。
为将这些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而采取的措施包括：（1）禁止短期出售（专门派往股市的准备买卖未上市股票的经纪人或专家除外）；（2）管理者和企业内部员工有义务在股票上市之后一段时间内（长达三年），再将他们的股份交由第三方保存；（3）限制企业内部员工和公司创办人从事个人交易；（4）采纳公司管理规则，如果董事有违反行为，个人将承担责任。管理规则可随管辖不同而异，但规则的普遍执行和重要性是不能被忽视的。同时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上市要求应根据行业和公司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以便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具体需求和特点。
保护初级市场的诚信需要对贸易格局进行密切的、连续的监视，对股票经纪人进行严密的监控，同时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和公司内部员工的交易进行适当的监督。这些工作很繁琐，但决不能忽视。如果将主要责任置于证券交易所管理层，这些工作的开展将会更加有效。自我约束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注意适当对待。这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放弃管理。恰好相反。如果政府关注对初级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并且关注规范交易所的方式，而不是剥夺它们的作用，那么，政府保护投资大众和市场诚信的使命就能较好地完成。对证券市场的监督应当深入到实际交易中，并且要及时；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关注越密切，工作就会做得越好。
初级市场的持续的诚信是其生存所必备的品质，更不用说发展壮大。经验表明，如果操纵行为和其他可疑的或欺诈行为未能被早期发现或被容忍，这些丑恶行为将会迅速蔓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法投机者就会在市场上占居支配地位，挤出守法的公司。这样，初级交易所的信誉将被逐渐摧毁，最终导致守法的投资者不对在此上市的公司进行投资，或不将其股票在此挂牌上市。经验还表明，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根除欺诈行为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贞洁一旦失去，就难以重新获得。事先采取无情的戒备措施，比事后花大气力治愈要容易的多。
总而言之，建立初级证券交易所，专门用于应对中小企业、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和初级资源开发公司的需求是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会的。然而，必须明白：使上述机制有效运行的条件受制于确保证券市场效率和诚信的条件。因此，要实现基本目标，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是必需的。建立这一监督机构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一旦发挥作用，它为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正因为由此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中国大胆而慎重地接受这一挑战是非常值得的。
在谈到庞巴迪与中国的合作时，罗迪表示，庞巴迪与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合作，与中国合资在长春和青岛建立了两个非常现代化的制造厂，一个生产城间铁路客车，另一个生产地铁车辆。进入２００３年，这两个企业都已开始正式投入生产。我们在中国的运营方式是分两步走，一是先与客户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了解客户的需要，二是尽量降低成本，按时向客户提供各种优质产品。
罗迪说，庞巴迪在中国的短期目标是确保企业正常运作，长期目标是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要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中国周边国家的需要。而企业要生存下去，从长远的目标来考虑，还要特别关注股东们的利益，增加公司的股份。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