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在非典时期的非凡活力，让人们重拾信心。专家称，这种活力是新经济走出低谷、步入良性发展的重要契机，然而，能否抓住机遇却取决于各地自身的新经济品质。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率其学生王彩凤等人潜心研究，推出了我国首份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对我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经济品质和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
对新经济进行测度并不是杨开忠教授的创造。然而，在中国建立新经济指数体系，杨开忠教授却是首开先河。
杨开忠教授是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率学生王彩凤等人潜心研究，推出了我国首部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
五大类15个指标描绘我国新经济图景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形成了以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美国缪肯研究所和美国企业发展公司为代表的三种新经济的测度方法。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方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经济的特征，而且可操作性较强，所以我们以这一方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形成了中国新经济指数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由5类15个指标组成：第一类是知识职业，它包括办公室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和基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是衡量新经济的一组重要指标。第二类是全球化，它包括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就业占当地从业人员的比例，是新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第三类是经济动态和竞争，包括新生和倒闭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以及公司通过股市筹资数量占GDP的比例。第四类是向数字经济的转型，新经济的关键技术驱动力是数字化，它包括网民占本地人口比例、WWW域名注册数量占全国比例、信息网络建设指数、信息技术应用指数。第五类是创新能力，包括高科技工作岗位比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已公布的专利数量，产业研发投资等指标等。
不同的指标有着不同的权重。记者注意到，权重的前十名都集中在知识工作、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三大类，而全球化和经济活力两大类指标权重较小。对此，杨开忠有三点解释：第一，新经济是以知识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创新能力极强的经济，这三大类指标最能体现新经济的水平。第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地融入世界，但对大多数地区而言，其全球化水平相差不大，所以，这三大类指标最能反映出各地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三，经济活力这个指标更多地体现的是传统经济或者是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叠加后的发展水平。由此看来，这三大类指标是新经济指数体系中最具解释力的指标，权重自然也应很大。同时，这种权重的选择，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全球化以及经济动态与竞争水平还比较低。
两极三区一省谁强谁弱尚有一拼
空间集聚性明显，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正是由于这种集聚性，我国新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两极三区一省”的格局。“两极”指的是北京、上海，“三区”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圈和以大珠三角洲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一省”是地处西部的陕西省。
“‘两极三区一省’代表着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至少‘两极三区’的格局只会强化，不会削弱”，谈及区域格局，杨开忠旗帜鲜明。然而，记者注意到，虽然“三区”与现有的区域经济格局大同小异，但是在排序上却有差别。对此，杨开忠这样解释，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为优秀的人才、知识创新中心和传播中心，就连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开始向北京集聚。同时，北京又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管理部门，除了国务院各部委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总部、国有商业银行总部之外，中外咨询机构、投资机构也云集北京。这些不可比拟的优势，使得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遥居“三区”之首。
当然，这位研究区域经济多年的专家提醒，“三区”的排序有着不确定性。杨开忠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的竞争更多地转向知识和人才。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采取众多措施吸引北京的人才南下，北大、清华都在南方建有研究院，上海也在和北大洽谈，北京大有醒悟之势，也出台多项措施吸引人才，“三区”谁强谁弱尚有一拼。他提出，这种比拼与当地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直接相关，与政府的开明程度息息相关。
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就“三区”内部结构的不均衡上。除了紧邻港澳的广东和紧邻北京的天津分值较高以外，同属上海经济圈的浙江、福建和纳入大首都圈内的河北得分均较低。“两极三区”的格局说明新经济的集聚性依然十分明显，但“三区”内存在的地区悬殊又表明新经济的集聚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它并不是现有区域集聚的简单延续或者减弱。杨开忠分析，传统经济的集聚是一种单个企业扩大规模、延伸产业链条的集聚，依靠的是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而在新经济中，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所以集聚将趋向于大都市。
因此，新经济的集聚地，普遍拥有较为成熟的创新体系，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吸引国际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且拥有较高比例的网络在线人口、国内领先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应用水平。这些地区不但汇集了众多的知识和人才，而且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聚资功能强大，同时，频繁的经济变动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从而繁衍出许多的创新活动。
新经济品质与实力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新经济指数排序与现有经济实力有着较大的差异。人均GDP是衡量现有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人均GDP较高的地区，新经济品质不一定就强。
在新经济指数与人均GDP的排序对比中，很多地区产生了错位。前进最大的陕西，位次前进了21名，四川、广西、宁夏的进步也让人欣喜，他们位次都前进了11至12位，重庆的位次前移了8位；最让人吃惊的后退是黑龙江，差距达20位，新疆、内蒙古、湖北、河北的新经济发展也较为滞后，位次分别后移了17名、9名、8名和7名。
杨开忠认为，有些地区的落后可能是一种计量假相，但大多数地区的落后是有缘由的。比如，一些地区的经济以传统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具备一定的经济活力但却缺乏创新力，如果他们再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在产业转型上滞后，那必然陷入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无力改观；一些地区的落后是由于在新经济的某一方面欠缺而其他方面又无突出表现所致。
新经济指数与经济实力发展的非线性对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落后地区发展的希望。杨开忠认为，传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技术、生产习惯等锁定，形成路径依赖，因而当新技术出现时，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衰落，一些相对落后地区有可能崛起。换言之，当发展机遇来临时，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很可能一跃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新经济指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地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的强弱。
谁为新经济旗手 北京优势明显一马当先
杨开忠将新经济指数体系分成四级。
北京的分值为97，比第二名上海高出23.7，比最后一名西藏高出61.1，以绝对优势成为中国新经济的旗手。
北京的知识工作岗位、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三大类指标名列第一；在15个细分指标中，北京有8项位居榜首。
杨开忠认为，北京具有非常雄厚的传统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尤其在经济数字化、职业和产业转变以及创新能力方面堪称表率。作为典型的高科持地区，北京的高分值得益于拥有众多的顶尖的国家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研发机构，这使得它因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遥遥领先而成为供血最为充分的地区。显然，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为北京的新经济增添了不少活力。
北京也有隐忧。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上海是一个集聚和辐射能力都很强的城市，而北京则是一个集聚强、辐射差的地区。对此，杨开忠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北京集聚的和辐射的范围都是全国，非典的传播也证明了这一点。北京的最大隐忧不是它的辐射能力，而是如何将它所占据的优势资源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是一件值得北京市大力开拓的事情。要实现这种转化，北京市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彻底打通资源和人才使用上的壁垒，特别是横亘在中央和北京市之间的壁垒。
上海屈居第二仍是新经济榜样
近年来，上海市以强势发展引领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潮流，活力四射。最能让上海人自豪、让北京人汗颜的指标就是人均GDP————上海比北京高出一半左右。然而，现时的经济活力和实力并不代表着新经济的品质和潜力。
按照四级分类，上海的分值为73.3，属于第二级。虽然能跨进这个层级的只有上海，但它与北京之间的巨大差距，多少有点让人意外。在五大类指标中，上海的知识工作岗位、经济活力、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等四大类指标位居第二，全球化指标位居第三；15个细分指标中，上海有11项位居第二，3项居第三，信息网络建设指标上居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位居第二十七位。
杨开忠认为，尽管与北京差距很大，但是上海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榜样，在全球化程度、经济能动性等方面，上海依然领先北京。与北京不同，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主要来自于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这就使得上海经济保持活力，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
粤津闽浙发展良好势头正猛
列入第三级的地区共有四个：广东、天津、福建、浙江，分值在50到60之间，属于发展势头良好的地区。
广东的全球化指标位居第一，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居第三，知识工作岗位和经济活力指标偏后，分别居第十七位和第十五位；15个细分指标中，广东有3项居第一，有10项处前十名以内，拖后腿的指标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股票筹资总额占省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居二十二位和二十六位。
天津的全球化指标居第二位，知识工作岗位居第三位，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居第四位，经济活力居第十二位；在15个细分指标中，天津居前五名以内的指标有8项，前十名以内的有3项，偏后的指标有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股票筹资总额占省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居十八位和二十五位。
福建比较靠前的大类指标有全球化、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分别居第四、第六和第七位，靠后的大类指标是知识工作岗位和经济活力，分别居第二十和二十五位；15个细分指标中，处于前十名以内的有8项，二十名以后的有6项。
最让浙江人愤愤不平的大类指标是经济活力。因为除此之外的四大类指标，浙江都在前十名以内。在大多数人眼里，浙江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地区，然而，在新经济指数体系中，浙江的这类指标位居第二十八位，也就是倒数第四位！经济活力指标由两个细分指标构成，一个是年度企业注册与倒闭总量占企业单位数的比重，另一个是股票筹资总额占省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浙江分别居第二十七位和二十位。
杨开忠认为，这四个省份的股票筹资指标都处在20名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活力。
发展后劲较强陕西第八并非意外
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入第四级内。杨开忠认为，四级地区数量如此之大，使得我国新经济分布呈现出极少数地区一马当先、中间层薄弱甚至断层、大部分地区发展滞后的失衡状态，而且这种失衡特征在各个指标的分类图中都能看到。他认为，这种失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新经济发展不仅总体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差异较大，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四级地区中，江苏、陕西、辽宁、山东四个省分值较高，非常接近第三级。最值得关注的是地处西部的陕西省。在五大类指标中，它的知识工作岗位和创新能力居前五名之内，在15个细分指标中，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办公室职位比重居前四名以内。
杨开忠分析，陕西省位次较前，跟陕西在国家中的位势有关，跟计划经济时期陕西在高校、科技乃至军工力量方面的积累有关，有其特殊性，并不意味着相对落后地区能够实现单点突破。他认为，陕西的未来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他们能否保持现有的知识和科技力量的优势，能否将这种优势快速转化成新经济优势，对陕西而言，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