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在上海财经大学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判断”的讲演。刘吉说：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可以从许多角度提出各种原则。但我以为以下三个原则是最根本的：
第一个原则：中国经济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中国经济当然在许多方面合乎现代经济学指明的规律，但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时必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单纯用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不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或现代的，都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个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经济最大的国情。这个阶段的经济有三大特点：
（1）持续高速度。这不仅是由于低起点，更由于制度改革的潜力大，还由于中国经济正处在长周期波动的波峰。发展经济学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经济指数增长曲线的拐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拐点上，增长的前景是广阔的。
（2）低中水平。与发达国家高水平相比，毕竟我国经济规模和质量还有相当巨大的差距。人家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
（3）不完善。我们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才20多年。这一转变仍在继续之中。旧的体制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体制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建立了还不成熟。总之，中国经济还是一个转轨经济。
第三个原则：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企业文化如此，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有五千多年的积淀，可谓博大精深，这是中国最基本的一大国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只有主动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经济的先进内涵，我们才可能后来者居上。但是，一切外来的先进东西，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特别是文化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全球理念”和“中国功夫”，两手都过硬，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制胜之道。
刘吉认爲，既然首要的是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就必须首要地关注中共十六大。
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从理论到实际，从战略方针、行动部署到具体政策，全面而丰富。我体会最主要之点有三，即“三、二、一”：“三”是“三个代表”；“二”是“二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是“第一要务”：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那就是说各级党和政府应该首先贯彻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各级领导第一把手第一项要认真抓的任务。能不能把“第一要务”放在第一的地位、第一的顺序来抓，是衡量各级党和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十六大精神和方针的试金石。
有些问题可能干扰或转移我们的视线。
干扰之一是多变的国际形势。国际的和平环境，常常出现令人担忧的危机，在危机面前，中国还能否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干扰之二是失业和下岗问题。这无疑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人富有同情弱者的文化传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深厚，一人下岗全家不宁；加上一些传媒炒作某几位专家的“研究”，失业率步步攀高，最近甚至危言耸听估计已达到8％、10％之巅峰，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最近五年失业率并没有增高，2002年底城乡登记失业率仅3.8％，城乡调查失业率（包括下岗等），也没有超过6％，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真不知这些专家估计的数字从何而来？我无法判断国家统计和专家估计哪个更准确，我的问题是：1.2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平均每人年收入8000－10000元；20％的退休职工返聘、受聘或创业；近20％在职职工有第二职业，为什么城镇还有1000多万失业和下岗？更何况还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情况，即第一职业不做了，第二职业干得火红，所谓“隐性就业”。上海曾对两个行业进行调查，“隐性就业”率达到40％、60％。国家统计局调查，下岗失业人群中，有固定劳动收入的近一半。去年报载杭州对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弱势群体各种补助、津贴和减免每年超过10000元，坐在家中成万元户。所以，中国下岗失业的实际状况并不是某些专家和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观念，观念必须更新。下岗失业者应该发愤图强，努力上进，争取再上岗就业。
干扰之三是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均贫富”是几千年农民的最高理想，所以这个问题是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有煽动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最后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又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某些专家算出了经济学的“基尼系数”，先是达到建国以来所没有的高峰，继而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最近更是达到0.45，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临界点。这些专家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要么你那经济学有问题，要么你那数据有问题，要么你运用经济学和数据有问题，就数据而言，中国的GDP统计应该是比较严密的，还有人怀疑其中有水分，真不知道你那贫富收入数据从何而来？中国文化传统从来是“不露富”、“穷光荣”，更何况，中国农村有许多列不到统计的收入，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灰色收入，你能调查到严密的数据？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数据，说是银行存款中20％富人占有80％存款，80％穷人只有20％存款，贫富差距多么悬殊！我搞不明白的是，中国有钱人一是贪官污吏，可他们谁把钱存在银行里自我暴露？要存也存在外国银行里嘛！二是私人企业主，可是又有哪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把钱存在银行里？他们之所以富，就在于他们总是把资金投入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还要尽可能向银行贷款，哪有钱存银行？实际上放在银行的都是我们工薪阶层不懂投资不敢投资的辛苦钱。我知道，有一些私人老板为了逃税，用旅行包装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现金交易，从来钱不过银行的。我还知道，一些不知投资、不想投资的国有企业为了获得比企业存款多一点的利息，以个人名义存入巨额资金。我还知道，有些农民有钱不敢存入银行、宁肯层层包裹放在床垫下，怕人家知道家底。等等。这些情况西方经济学搞得懂吗？如果说这个数据反映了20％城市工薪阶层和80％农民之间存款差距，反映城乡差别应大致差不多。
还有一个数字：占全国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l，扩大到12.66：l。不难判断，这个差距主要也正是反映了城乡财富的实际差距。当然，这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明显了，而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但是，是不是已经达到危险警戒点呢？首先应该指出，城乡差别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即农村人口没有降至总人口10％以下，农业没有像工业一样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城乡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经济学的基尼系数是经济发达国家一元结构社会（城市经济占绝对优势）下表征收入差距的一个方法，怎么可以简单地套用到像中国这样二元结构社会呢？改革开放伊始，银行储蓄余额不足1000亿元，而如今已超过10万亿！改革以来二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20.5倍和16.5倍！所以，现在的差距是在共同“富裕”了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与过去共同贫穷时的差距，有本质上的飞跃！诚然，过去城市里的职工月工资是“36元万岁”，似乎贫富悬殊不大，可是当年中国有2.5亿人不得温饱，许多贫苦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公社生产队10元、20元，乃至更多，是负收入，实际上贫富差距无穷大！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劳动的含义不仅是劳动量，还应该包括劳动质量。既然如此，收入差距从而财富差距拉开是合乎规律，也是完全正确的事。过去，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大多数工农和知识分子贫穷，极少数寡头家富万贯，不公平，自然形成阶级对立，社会动荡不稳定；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分配是平均主义，是“脑体倒挂”，不仅“蛋糕”做不大、形成短缺经济，共同贫穷，同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也是最大的不公平，社会也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正确贯彻，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可以预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优越性必将得到真正的体现。
干扰之四是腐败问题。它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得民心的举措。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不能不说大，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执政党对自己政府的腐败像共产党这样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判与揭露；党和政府反腐败的举措也不能说不够严厉的了，每年处置了数以千计万计的贪官，高至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然而，腐败案子还是越来越惊人！什么原因？腐败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体制上的弊端。市场经济体制而又延续政企不分的管理，使得权钱交易成为必然的可能。只要政府保留着不必要的经济活动审批权，即使是必要的审批权又缺乏公开性和监督机制，腐败就不可免，越是管理体制不完善的行业，如证券、房地产等行业，腐败现象越严重。所以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是当务之急。贪官屡出，还说明干部选拔体制有漏洞。吏治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我国干部选拔体制还沿用了过去“伯乐选马”的机制，那么谁来选伯乐呢？谁来监督伯乐？谁来监督“监督伯乐”呢？须知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都必然要腐败。
刘吉说，如何抓“第一要务”呢？江泽民同志指明了方向：“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四个新，就是要全面创新。不创新，“第一要务”是落实不下来的。千创新，万创新，体制创新是第一位创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干好事。只有制度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更换或者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创新理论的指导，对经济体制、国家政治体制、干部选拔体制、党内民主体制等进行全面的创新，这是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据《中国石油商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