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两大冲击未能改变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和国际收支顺差的基本格局。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提出，初步预测上半年GDP增长8.3％左右，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两大矛盾仍需受到特别关注
200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在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型肺炎两大冲击下，依然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和国际收支顺差的发展态势。非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影响将在今年第三季度继续显现，如果疫情不出现反弹，第四季度有望逐步减弱。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初步测算，国内生产总值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5％，四季度增长7.8％，全年经济增长率约为8.1％，将高于去年8％的水平。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呈现出五大基本态势
一、我国经济处于扩张期，非典不利影响被降到最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来临时，我国经济恰好开始进入收缩期，经济增长自身存在内生性减速趋势，对外来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弱。从去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扩张期，内需外需增长率逐季提高，现实经济增长率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平靠拢。特别是今年一季度GDP增长9.9％，增幅达到近6年来的最高水平。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使中国应对国际油价波动的能力增强，充足的产业供给能力和雄厚的财政实力也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资金保障。
同时，非典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容应对，采取果断措施，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由于政策措施得力，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抗非典工作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疫情在6月份得到控制。对非典期间受损较大的行业及时出台了各种援救政策，行动之快深得民心。
总体上，疫情发生后国内经济社会保持稳定，工农业生产基本上顺利运转。4、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虽然分别比上月减慢2个和1.2个百分点，但1—5月累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仍然高达15.9％，比上年同期高出4.3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仍然处于高速增长区间。初步估计，上半年GDP将增长8.3％左右，两大冲击未能改变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
二、社会投资全面增长，投资内在动力机制基本形成。
我国政府连续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自主性增长机制的引导已见成效，累积政策效应释放今年更加明显。从投资来源看，前几年一直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增幅高于投资总额增幅。2002年1—11月份，国家预算内投资增长41.6％，投资总额增幅为28.6％。今年这一格局出现变化，1—5月份，国家预算内投资增长23.8％，投资总额增长46.3％。其中，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增长49.4％、52.9％和53.2％，明显高于政府投资增幅，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开始从政府投资为主向企业投资为主转换。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7％，居近年来的历史高位，其中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比上年加快26个百分点，表明企业进入设备更新加快期。
三、消费结构升级仍是国内支柱产业高增长的最大动力。
受非典期间居民外出购物、旅游、就餐次数和集团消费减少的影响，4、5月份消费品零售额一改前3个月增长较快的态势，增速大幅回落。4月份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7％，增幅比一季度降低1.5个百分点；5月份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4.3％，增幅比4月份回落3.4个百分点，增幅之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
非典对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有限的，支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1—5月，除旅游受到严重影响外，其他消费热点增势明显，汽车、通讯等出现提前消费的倾向，全国轿车销售68.63万辆，同比增长82.75％，私人购车比重明显上升；商品房销售额1550亿元，增长47.2％。在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5月份，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电子通讯器材销售增长63.3％。
四、外贸大进大出，贸易顺差减少。
由于入世后我国贸易环境改善、美元贬值、世界经济温和复苏、非典影响没有显现、国家对出口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形势远远好于预期，1—5月，出口约1559亿美元，增长34.3％，其中，5月出口约338亿美元，增长37.2％，比4月份加快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防非典物资进口增加、伊拉克战争导致石油价格走高并且战后油价没能回落到正常价格水平，使我国进口迅速增长，1—5月，进口1535亿美元，增长45.5％，进出口相抵，顺差24亿美元，同比减少81亿美元。
五、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
受经济回升、贷款需求扩大、商业银行逐步建立和完善贷款营销激励机制使贷款供给增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以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货币政策的作用有所增强。5月末，广义货币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6.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1.4％，也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前5个月，贷款累计增加12561亿元，同比多增加7190亿元。
当前实际经济运行中 就业与结构矛盾凸显
1、非典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城乡就业格局，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就业难度加大，农民增收更加困难。
首先，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非典疫情对常规招聘、培训的冲击阻塞了再就业渠道。非典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今年，城镇新增的劳动力资源1000万人，再加上现存的60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和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测算，计划全年新就业1000多万人，其中净增就业岗位约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将在1400万人左右。
受非典影响较大的是批发零售、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虽然这些行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比重较大。近五年我国新增就业的70％左右是通过第三产业吸纳的，特别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已经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和隐性就业的主渠道。这些服务业受冲击较大，导致已就业的下岗失业者再次失去工作，初步估算，因服务业增加值下降导致GDP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可能导致就业岗位减少130万人，再加上原有1400万用工供求缺口，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
财政增支减收因素增多，今年为公务员加薪计划将难以兑现；企事业单位因防非典增加了生产成本，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一些企业因此会降低工资，受损严重的行业职工今年收入会明显减少，预计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增幅比上年下降5—6个百分点。
其次，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将使农民增收更加困难。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收部分主要来自外出打工，现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务工，非典疫情造成800万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占农村流动就业劳动力总量的8％左右。农民工回流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农民打工收入减少。国家统计局预计二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损失35元，同比减少4.5％左右，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将下降到3％，比去年同期降低近3个百分点。疫情解除后，农民工返城又受到一系列限制，重新就业困难很大。初步预计，非典使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去年的4.8％下降1.5—2个百分点，年初计划增长4％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2、非典对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性矛盾起到逆调节作用，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非典疫情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并没有起到正向调整效果，相反却出现了逆调节现象。政策上鼓励加快发展的社会服务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恰恰是受非典冲击最大的行业，而一季度出现投资增长过快、希望适当调控的行业反而受非典冲击相对较小。因此，非典虽然使总体经济增长率略有回落，但并没能解除结构性隐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
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结构不合理、土地供应过量、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一些高耗能的工业产品超常发展；个别地方在政府保护下盲目上马一些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求的热门项目；有些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工业又死灰复燃。而且，这些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又会重新上升。
1—5月份，产能扩张过快的冶金行业投资增长高达141％，房地产开发投资高达32.9％。其它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纺织增长105％，轻工增长76.9％，机械增长68.8％，化工增长62.6％，电子和煤炭均增长58.1％，有色增长46.4％。因此，对投资领域各行业结构性问题亟待深入调研，必须在保护和鼓励投资合理增长的同时，严防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综上所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继续保持我国下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就业优先、财政政策扩张、金融政策稳定、投资有控有放的宏观政策取向。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