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为什么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要有什么样的新思路，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思路决定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及实施举措，发展思路正确与否决定经济的兴衰，世界经济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经验和教训。
笔者理解，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主体自主性增强；二是开放程度扩大，加入ＷＴＯ使宏观微观经济行为都将与国际规则接轨；三是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卖方市场变化为买方市场且呈常态；四是社会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变化；五是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六是经济发展旧的动力机制弱化新的动力机制强化。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许多原有发展思路已不适应，所以发展新思路是内外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笔者认为，发展应有四大新思路。
政府不宜直接操作发展，经济发展任务由政府转向市场
其一，一国经济发展是微观经济主体发展的综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企业的事，经济发展的动力、效率和结果来自市场，由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其二，政府是社会管理机构，其组织机构、激励机制、行为方式、评价体系都不是为市场设计的；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都不是为市场准备的。政府直接操作发展，往往带有唯意志论、理想化、情绪化色彩，超经济的权力操作造成超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发展欠账。
其三，政府和官员是有任期的，而经济发展是要持续的，政府直接操作发展易透支资源搞短期行为，给持续发展造成困难。
其四，政府和市场是有分工界限的，政府职能是组织公共物品供给，市场职能是组织私用物品供给，政府直接操作发展，必将控制大量市场供给，替代市场组织私用物品供给，带来违背经济规律的资源配置：市场上，企业以支付能力竞争资源使用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政府权力与服从关系分配资源，难免大量资源分配到经济低效或无效处，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又使经济高效处得不到应有资源，压抑高效经济扩张，进而压抑社会经济效率提高。
其五，由政府安排投资和分配资源的企业、部门形成政府偏好，经营效益差不按市场优胜劣汰规则退出市场，或以政府权力垄断保护或提供后续资源保护，造成市场不公。受保护者惰性增强，竞争者锐气受挫，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减弱。
其六，市场配置资源亦配置风险，微观经济主体是市场获利者也是风险承担者。政府直接操作发展，把本应由分散的微观经济主体承担的风险集中承担下来，微观经济问题就将成为宏观经济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一只巴掌拍不响”，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发展经济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的经济职能则是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里政府能做什么，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有精僻论述，奥尔森说，一个能够促进经济繁荣的政府，其职能只能是界定产权，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及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罗泊特福格尔说，政治家所做的是为经济创造条件，但这并不是增长本身。布什说，政府应当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留给那些产生新思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财富的企业和公司。目前我们的政府不该做的做得多：控制经济资源多，对“经济增长本身”下的功夫用的精力多，陷于具体经济事务多。而应做的却做的不够：私人财产、知识产权、经济契约、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力保护，挫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行业垄断、市场分割、信用缺失、信息失真、地方保护、乱收费，加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政府该做的做得很不够不该做的做得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使发展动力和资源效力受压抑。根源在于“政府颁布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空间的法律太多，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太少”（钱颖一）。把发展任务交给市场，不是单靠撤并政府机构减少审批项目等政府内生性改革能做到的，由此出现“罗素悖论”：谁能为理发师理发？必须靠法治，法律界定政府权力义务，制约政府不该作为的作为和该作为的不作为，形成市场经济的政府理念。
改变发展和改革“二马争道”，以改革促发展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轨中国家，经济面对发展和改革两大主题，存在发展和改革“二马争道”问题。改革和发展，齐头并进同结好果不大可能，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渊有句名言：“景气与改革犹如两只兔子，同时追赶两只兔子可能一只也追不上。”“二马争道”，改革往往争不过发展，因为改革要支付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改革有收益也有风险，收益是长期的，风险是短期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引发多种矛盾，带来诸多棘手问题；而发展则容易得多，有资金上项目，政绩立竿见影。诺斯说，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所以当体制制约发展时，发展思路应解决体制问题，“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大成分是得益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前非国有经济除少量“集体经济”外几乎是空白，如今占ＧＤＰ近70%。这是放松对体制外非国有经济的限制管制，输送动力，释放潜能的结果。从实践看这种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体制内国有经济改革明显滞后于改革开放形势，体制内发展动力和资源效力受到体制压抑。国有企业占用一半工业资产、70%的工业贷款，只创造1／3的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的低效累及整体经济发展。拨改贷后银行信贷满足国有企业资金“饥渴”，国有企业低效外部化、社会化，给银行带来巨额不良资产，给发展带来困难和压力。经济学家樊纲说，银行坏账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家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当银行不堪承受资产损失时，国有企业融资的重担又转向股市，造市造融资空间以便更多企业上市，上市公司得到大批资金经营业绩却不掉头地下滑，平均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由1997年的0.27元和10.99%跌至2001年的0.13元和5.3%；投资者平均收益（流通股分红减印花税和佣金）是负值。资本回报难以支撑高涨的市值，股市因价值回归而大跌，投资者损失惨重。股市负财富效应和融资空间萎缩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影响发展。为创造股票发行空间和高溢价发行股票，有2／3的国有股不上市流通，如今解决这部分国有股流通成为经济中一大难题。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贴息贷款和扭亏脱困、冲销破产企业呆账投入又占用了大笔发展资金。国有经济改革滞后也制约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许多行业非国有企业禁入，按市场竞争规则应淘汰出局的国有企业不退出市场，限制了非国有企业发展空间；非国有企业贡献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维持国有企业生存，得不到相应的公共产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带来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体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经济改革，改革的几个关键政企分开、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剥离企业办社会等长期没有实质性突破，特别是在企业层面。原因就在于“二马争道”中改革争不过发展。改革务虚多务实少，走过场多做根本性工作少，被动多主动少。激进改革成本风险在前，渐进改革成本风险在后，改革越后推发展成本风险越大。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又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所以，经济工作中心要转向国有经济改革，形成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体制潜力，以改革促发展。
ＧＤＰ情结不可太浓，由追求ＧＤＰ增长向追求财富增加转变
我国的ＧＤＰ情结太浓，追求ＧＤＰ增长愿望太强烈且攀比成风。每年各省市ＧＤＰ增长汇总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增长率高出一个多百分点。“十五”国家规划ＧＤＰ增长率7%，各省市区制定的ＧＤＰ增长目标是：13个9%，6个10%，2个9－10%，4个8－9%，5个8%，只有一个省7－8%，形成追高ＧＤＰ的气氛。
ＧＤＰ即国内生产总值，如何看待ＧＤＰ，早在1956年孙冶方就指出：总产值包括新增价值和转移价值两部分，而发展生产是指新创造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转移价值的增加。按此说，当年增长ＧＤＰ为新创造价值才有经济意义。而实际上ＧＤＰ是一个流量概念，ＧＤＰ增长了，并不能反映增加多少新创造价值，它可能是三种情况：一是增长部分是新创造价值；二是新增价值全部是转移价值；三是转移价值大于新增价值。第二三种情况表明ＧＤＰ增长活动中大量资源低效无效负效使用和浪费，但无法从ＧＤＰ中分离出去。建一座工厂未投产即破产倒闭，又建一座相等规模的工厂，ＧＤＰ中却是两座工厂。也可能是当年ＧＤＰ增长带来之后的资源浪费，滥伐森林产值计入当年ＧＤＰ，酿成水患，造成抗洪救灾、整修堤防和恢复生态环境的资源投入，并且，这些投入产出又计入当年ＧＤＰ。银行不良资产也创造了当年的ＧＤＰ，但它绝不是财富而是当今和今后的负财富。所以，ＧＤＰ增长不能正确反映社会财富的增长，它可能是社会财富的正增长、平增长或负增长。世界上一些国家ＧＤＰ年均增长率并不高，但财富增长很快；相反，另一些国家ＧＤＰ增长率很高财富损失也很快，积累很慢，它反映的是ＧＤＰ增长质量的差异。在我国ＧＤＰ的最终使用中，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上下，距世界消费率70%至80%差距很大。每当ＧＤＰ高增长则消费率明显下降，1992年至1995年ＧＤＰ增长12.8%，消费率降为52%，今年一季度ＧＤＰ增长9.9%，消费率降为58%，这说明ＧＤＰ增长中我们并未享受到相应的消费福利增加。消费率低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概念。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人的发展、生存质量发展、社会发展、文明发展的综合。即使经济发展也不完全等于ＧＤＰ增长，22年前金德尔伯格就对二者作了形象比喻：“正如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的能力）”。ＧＤＰ增长即便是财富的增长，它也是即期增长本身，而发展则是经济制度、机能和结构的进步和优化，为长期增长和质量提高创造经济环境和条件。ＧＤＰ情结太浓，往往会为实现增长目标不计成本，造成大批资源浪费。所以发展思路应从强烈追求ＧＤＰ增长转向追求财富增加和经济机能优化，在此基础上必有健康有效的发展。否则，欲速不达。
经济无奇迹，把创造奇迹的理想和激情转化为创造经济剩余的勤奋工作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最不缺乏的是创造奇迹的理想和激情。全国53个地方要建成“硅谷”、“光谷”，86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股市高涨时有权威人士称10年后上市公司增加到3000家，且不说公司质量，10年增加近2000家，发行速度就是每10个交易日7至8家；又有权威人士称，几年后将有几万亿元社保基金入市，不是入市不入市的问题而是市场有无入市空间问题，2002年底社保基金总资产才1241.86亿元。
经济无奇迹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就微观来说，无论是生产规模扩张还是生产技术提高带来的产值增长，投资都来源于企业剩余（利润）积累，负债投资不过是未来利润的前置，宏观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剩余积累和未来剩余价值前置。所以说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在于剩余价值的支持，经济增长须适应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包括资本积累能力和偿债能力。熊比特认为利润是未来成本。从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仍在于剩余价值支持。扩张供给的投资需求是为最终需求做准备的中间需求，经济增长决定于最终需求即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需求内循环增长支持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久的。消费需求增长来源于经济剩余增长带来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超过社会购买力而扩张的生产能力将会闲置。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增长动力有多大，还取决于市场需求空间的大小。所以，从供给与需求两面看，超过剩余价值支持能力的经济奇迹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往往是大大超过这种能力加大要素投入“拔苗助长”的结果。以要素供给为功能的高速增长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不能持久。这种发展严重透支发展资源。奇迹过后留下大批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给后续发展带来困难。如无外力支持，经济规律的惩罚会随之而至，东南亚经济奇迹就是深刻教训。我国“八五”“超常规”、“大跨度”发展之后若无国债投资支持，可能是经济低增长和更多的失业和贫困人口。所以，发展经济，应是追求效益欲望比追求增长速度欲望更强烈，只能相信自己扎实努力的结果，不可奢望奇迹：不能只讲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不讲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经济工作中浮躁多、浮漂多、浮夸多、浮华多，对困难和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要比实际少得多，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比实现理想的要求少得多。所以要把创造奇迹的理想和激情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艰苦努力，扎扎实实解决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免形成系统性风险。
发展思路的转变有赖于制度创新的支持，制度创新又来源于发展思路转变的要求。即使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调整发展思路和经济制度也是经常的事。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发展思路和经济制度调整所带来的发展空间肯定要大得多，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机遇。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