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和《经济》杂志推出——2003中国31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省市区新经济详细评点由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完成。
北京
需克服两方面弱点，迫切巩固龙头地位
新经济指数位居第一。在我国新经济发展中独占鳌头、独霸顶级，各项指标中，知识就业、向数字经济转型、创新能力的强势尤其突出。这种格局是由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特别是全国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地位以及总部相对集中、人口受教育水平高来决定的。
然而，北京新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弱点。首先，由于北京地处沿海地区的“内地”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相对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来讲，改革开放处于后卫，全球化和经济动态则相对较弱。其次，与上海周边地区新经济相对发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京周边地区新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紧邻的河北省新经济薄弱，形成京畿地区新经济的低谷。
未来北京发展新经济应从战略上重视几个方面。首先，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注意发挥北京在全国新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注意把这个龙头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升我国新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北京2000年人均专利拥有量仅为美国1997年各个州中最高水平的1／25。单从这一点来看，巩固和加强北京新经济龙头地位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其次，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定位出发，高度重视和应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地区之间展开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激烈竞争，进一步突破行政隶属关系，坚决从属地关系出发，抓住我国深度融入WTO和2008年北京奥运的战略机遇，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政治中心、特别是科技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功能，大力发展首都高科技经济、首都教育经济、首都文化经济以及具有全球影响的总部经济、金融和厂商服务经济，做大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朝外CBD以及金融街，使之成为中国新经济连接全球新经济的CBD体系；第三，树立发展周边地区就是发展自身的战略思想，实施首都新经济圈战略，按照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的原则，积极开展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上海
与北京相比，创新能力、知识就业处于劣势，但区域条件优越
上海仅次于北京，独霸我国新经济发展第二级。各项新经济指标中，与北京相比，上海全球化、信息网络建设相对突出，但创新能力、知识就业相对处于弱势。这种格局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地理位置适中的沿海港口城市，其在我国经济和贸易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和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化进程超前，经济竞争和新陈代谢相对激烈。上海的另一特点是周边地区新经济相对发达，其中浙江、江苏在新经济指数排名中分别位于第6和第7位。特别是，如果将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统计单元，这种地位会更加突出。它表明上海新经济发展具有相对优越的区域条件。
未来上海新经济发展应当发挥优势，从战略上首先要在进一步发挥全球化优势的同时，大力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其次要积极响应周边地区融入上海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从建设东亚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战略高度合理地确定上海在周边地区分工中的角色，形成区域性的协同发展新经济群落的格局。
广东
教育相对落后，成为新经济发展最大障碍
广东新经济位居全国第三。其中全球化和高科技产业优势突出，但是相对于北京、上海而言，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就业处于弱势。这种格局反映了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和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高科技制造业基地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反映了广东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教育相对落后、科技人才相对稀少的现实。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广东内部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新经济各种要素相对集聚在珠江三角洲，若把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独立的统计单元，其新经济地位将更加突出。
未来广东新经济发展应该一方面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把教育、人才和知识创新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吸引国内外教育、科研和开发机构，大力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集聚优势，发展新经济要进一步强化珠江三角洲在全省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粤港澳以珠江三角洲为结合部的新经济圈的形成和提升。
天津
未来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与北京的分工协作关系，合理定位
天津紧随广东之后。首先作为首都圈的门户，天津各项新经济指标中全球化相对突出。同时，知识就业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专利等反映创新能力的指标也很是突出，排在广东的前面。但经济数字化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未来天津新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与北京的分工协作关系，合理定位，发挥在首都圈中的全球化优势，同时积极争取加入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网络，培育和推动京津高科技产业带和首都新经济圈。其次应该推动经济的数字化。
福建
生产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以及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在新经济中处于劣势
位居全国第5位，全球化、数字化、创新能力水平相对较高，而知识职业相对薄弱。福建省的国外直接投资比例全国第一，出口指标位居前五，高科技产业和民间研发投入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体现了福建作为国际高科技制造基地的优势。但是生产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以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在新经济中福建在知识职业方面处于劣势。同时，福建省的创新能力水平尽管较高，但是其中人均拥有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专利数量却拜于下风，因此其产业有待进一步提升，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努力。
浙江
人口受教育水平与上海和江苏相距甚远，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及民间研发投资亦远远落后
浙江居于全国第6位。其知识就业、向数字化经济转型方面均居国内第五，成为浙江的优势所在。其中，浙江在生产服务以及专业服务方面优势显著，美中不足的是人口受教育水平与上海和江苏相距甚远。另外，在数字化方面，信息网络建设是相对弱项。
浙江省的全球化水平排第七位，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在创新能力方面，仅有高科技产业比例略高于上海和江苏，专利数量水平略高于江苏，而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以及民间研发投资都是远远落后这二者。
江苏
信息网络建设、专利比例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尚需加强，生产服务业及从业人员专业技术化水平相对过低
江苏在新经济中排名第7。该省的全球化、创新能力以及经济数字化方面相对来讲具有一定优势。其中江苏省外国直接投资较浙江省还高；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例占有很大优势，民间研发投资也不弱。但是在信息网络建设，专利比例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方面需要加强。
同时，尽管江苏省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很高，但是省内生产服务业以及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化水平相对过低。
陕西
新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知识和人才“东南飞”
陕西2000年人均GDP排在全国第29位，但新经济指数却排在全国第8位。这种格局反映了陕西关中地区长期作为我国大西北科技教育和经济中心以及我国军工科技基地的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关中地区看作独立单元进行考察，这种地位将会更加突出。目前陕西新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知识和人才“东南飞”。
陕西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要以关中地区为依托，努力创造有利于人才保持和知识创新的区域环境，创造军民结合的、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扎根当地的、开放的区域创新网络和高科技产业。其次，大力推进经济向数字化转型，把经贸活动最大可能的转移到数字空间上来，规避由深处内地造成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高昂的空间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全球化。第三，要立足大西北与中部地带的结合部，大力发展厂商服务以及文化产业等区域性高级服务经济。
辽宁
没有形成专业素质较高的比较庞大的生产服务队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
辽宁位居全国第9。创新能力、数字化和全球化均具有一定优势。辽宁省无论在科研创新还是互联网络的应用以及信息网络建设上都具有较强优势，而且作为东北三省的临海门户，进出口联系较为旺盛。
但是要看到，尽管辽宁省的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是在知识就业方面，并没有形成专业素质较高的比较庞大的生产服务队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在未来新经济的发展中，应该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主动融入大首都新经济圈。
山东
高科技就业比例、办公室职业在国内的位次甚低，反映出高科技产业及厂商服务业是新经济发展的最薄弱环节
山东位居全国第10。山东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大省，处于以北京为首的大首都圈中。该省的新经济指标特点是在全球化、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就业四个方面中均有一个高点出现，从而提升了整体新经济态势。这四个高点均在国内第6名上下，分别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外直接投资，商业网站数量，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就是说山东省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高，国际经济联系相对较多，同时重视对互联网的利用，而且知识专家较多。
不过山东的高科技就业比例、办公室职业在国内的位次甚低，反映出高科技产业及厂商服务业是山东省在新经济发展中的最薄弱环节。同时山东省的信息网络建设和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比较落后。其中网络建设近年来有所改善，而其他各项如人口受教育水平等则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见效。
山东省的内部差距很大，未来一段时间新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点簇式集聚发展战略，提升维护和提升重点地区在全省和全国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川渝
未来这一省一市要重点围绕着成渝地区密切分工协作，努力使该地区成为中国内地新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
四川、重庆分别居全国新经济排序的第14和第11位，比其同年人均GDP的位次分别上移了12和9个位次。这种格局反映了成渝地区长期作为我国西南大后方科技教育和经济中心以及我国军工科技基地的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成渝地区作为单独地区进行考察，这种地位将会更加突出。
未来这一省一市要重点围绕着成渝地区密切分工协作，努力使该地区成为中国内地新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首先，进一步促进军民合作，大力营建军民结合的、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在内的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其次，进一步推进经济向数字化转型，把经贸活动最大可能地转移到数字空间上来，规避由深处内地造成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高昂的空间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全球化；第三，要立足大西南，面向全球，大力发展高级服务，特别是其中的厂商服务和区域性总部经济。
吉林
新经济产业和职业转型尚未开始，信息网络建设及互联网的商用是经济向数字化转型的薄弱环节
吉林位于全国第12位，是东北三省惟一一个比同年人均GDP位次提前的。吉林在知识职业方面较为突出，在全球化方面的表现相对其他指标也较好。其中，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是东北三省的普遍特点，吉林省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具有一定优势，不过生产服务业比例偏低表明其新经济产业和职业转型尚未开始。
信息网络的建设以及互联网在商业中的应用是吉林省经济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进行一定的投资势在必行。同时出口、高科技产业都是吉林的相对弱势。
黑龙江
落后原因是农业和工业优势可能会产生“锁定效应”，阻碍了服务经济发展和网络化
黑龙江2000年人均GDP居全国第10位，但新经济指数却排在全国第30位，整整后移了20个位次。这反映了黑龙江省在现阶段我国区域分工中扮演的主要是农业和工业经济的角色，传统的经济技术占优势，并可能产生一种“锁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经济发展和网络化，这可以从经济数字化、特别是知识就业偏低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展望未来新经济的发展，黑龙江应首先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为依托，发展厂商服务；其次，发挥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高科技产业有一定基础的优势，重点推进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大力推动向数字化的转型，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第三，要加强对高级人才竞争，鼓励民间研发投入，提升区域创新系统的能力。
新疆
知识就业、数字化和创新能力较弱。其中，创新能力居全国最后一位
新疆人均GDP虽然居全国第12位，但新经济位居第29位，后退了17个位次。在五类指标中，全球化、经济动态为相对强项，而知识就业、数字化和创新能力为相对弱项，其中，创新能力居最后一位。新疆全球化地位较高的原因是，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对西联系便捷，出口相对突出。较高的经济动态主要有企业创建和倒闭数量占总注册企业数量的比例较高(居全国第六位)，而可能是因为总的注册数量少的缘故。知识就业相对弱主要是因为办公室就业地位低(居全国第30位)，其次是专业人员(居全国第19位)和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居第13位)。较弱的数字化主要是因为在线人口、www站点比例和网络建设水平较低。
其他省区
宁夏：居第14位。由于注册企业总数和GDP规模较小，经济动态指数居第五位。全球化、创新能力、知识就业排在全国中间位置，数字化指数居全国后位。
湖南：居第17位。知识就业指数居全国第10位，数字化、创新能力、经济动态居全国中间水平，但全球化指数排在全国第25位。
广西：居第17位。由于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高，知识就业指数排在全国第6位。同时，由于地处沿海沿边，全球化也居全国中间靠前位置。经济动态、数字化和创新能力均在全国比较靠后的位置。
青海：居第18位。全球化、数字化指数分别居全国倒数第1位和第2位。创新能力指数居全国中间靠后位置。知识就业居全国中间位置。然而，由于注册企业总数和GDP规模小，经济动态指标反倒居全国第一。
河北：居第19位，是沿海地区新经济的低谷。创新能力指数居于全国第23位，知识就业、全球化以及经济动态居于全国中间地位。河北所以形成沿海新经济低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位于其中的“飞地”———京津两市的“虹吸效应”。
山西：在全国排在第20位。知识就业、全球化、创新能力均在全国靠后的位置，但经济动态和数字化指标比较靠前。
海南：居全国第21位。知识就业居全国倒数第3位，数字化在全国居中间靠后位置，全球化、经济动态和创新能力指标则排在全国比较靠前位置。
湖北：居全国第22位。数字化、创新能力分别排在全国第10和第13位，是其相对强项。知识就业、全球化和经济动态排在全国靠后的位置，这与湖北武汉市华中地区中心城市的定位极不相称。
河南：排在第23位。经济动态指标排位比较靠前，数字化指标排位大致居中，知识就业、全球化、创新能力指标均居于全国后十位之列。
云南：排在第24位。由于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高，知识就业指数排在全国第11位。全球化、经济动态、数字化和创新能力均在全国比较靠后的位置。
江西：居第25位。除经济动态居于中间位置外，知识就业、全球化、数字化和创新能力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内蒙古：居第26位。数字化、创新能力居全国后位。知识就业、全球化排在中间位置。
安徽：居第27位。除全球化排在中位外，其他各项均居后位。
贵州：居第28位。而且，各类指标均居全国后位。
甘肃：居第29位。在五类指标中，知识就业、全球化、数字化和创新能力均排在全国后位。
西藏：居第31位。相对人均GDP位序来讲，后退了3个位次。在五组指标中，知识就业、数字化均居全国末尾。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西藏经济动态指标居全国第四位是因为西藏注册企业总数和GDP规模小。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省、市、自治区人口、面积以及经济规模相差很大，加之我国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期，上述个别指标可能不能很好地说明某些地区新经济某个方面的特征。如，我国许多相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动态指数排位都很靠前，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相对充满活力的沿海地区反而较低，显然这并不完全是其经济竞争程度高的反映。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指标的意义将逐渐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