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开始的，这是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中决策偏差的一种有限矫正。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四十年，为了保障当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农业积累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必要基础，农村地区以及祖祖辈辈长期忍受剩余产品被剥夺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贡献。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经济学界特别关注的经济学应用与现实政策选择问题。大家普遍认识到：没有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周天勇的新著《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从广泛的视野审视了农业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和融资、政府体制和管理以及发展战略与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以丰富的例证和深入观察思考的感悟，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人多地少，小农经济不需要规模经营吗？”一文中，作者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农业社会的历史比较，揭示了欧洲农业虽然不如同期中国农业发达，但是欧洲的工业文明比中国早２００年左右，欧洲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对土地的依附和土地对人类生活改进的制约。
作者进而指出人类社会人口增长与土地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基本在这以后被其他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所代替。在该文末尾处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在中国土地兼并和规模化经营上确实存在着两难：如果土地兼并太快，会发生历史上因地主兼并农民土地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如果不允许土地兼并，土地不在农户中流转集中，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回到集体经济体制上去吗”、“土地不流转不可能实现规模经营”、“只承包牲畜、不长期承包土地的生态悲剧”、“粮食安全与要求粮食自给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农业剩余劳动力必须转移”等几篇文章则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土地兼并和流转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且强调农业耕地必须集中，农业经营应当以家庭为单位，这是不可抗拒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制度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需要的是规模经营：耕地大面积生产和管理，劳动生产率提高，活劳动成本下降；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使得农业机械与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的单位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比如寻找客户、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租用机械等），土地从收益低的农户逐步转移到收益高的种地能手的手中，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摩擦成本降低，土地资源有可能实现最优配置。
在“经济学大师们的争论和中国反城市化的后果”一文中，作者认为有些看起来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利的政策措施从长期后果来看，实际上是延缓了城市化的推进，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反城市化”的举措。比如说在农村发展合作医疗事业，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兴办“五小”工业，在农村中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林业站、文化站等，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村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给贫困乡村和贫困户通电、通水、通路并建设半亩温饱田；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在农牧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城市化几十年没有进展，甚至倒退。
作者的这些看法，在我看来，确实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科学理性与哲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通过中央政府的制度性法规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占人口８０％左右的农业人口与城镇进行人为的制度性分割，破坏了自然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阻隔了市场的发育、扩展和趋同，这隐含着农民和农村地区必须忍受长期的非国民待遇。
甚至对那些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干部、转业退伍军人所给予的恩赐般的照顾以及将其家属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做法，实际上都在不断地暗示：出生在农村天生就处于不能与城镇居民相提并论的劣势地位，他们必须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能获得“城里人”与天俱来的市民待遇，并且应当比“城里人”更加知足和庆幸。
周天勇是中国经济学界出道甚早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早在他大学本科阶段，就在《经济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９期上发表了他与李学良的合作论文“关于控制基建规模的几点意见”。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等论文，出版了《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等著作。他不但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长期跟踪调研，而且在西部大开发、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就业等方面发表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得到有关决策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近年来身为中央党校教授和研究室副主任的周天勇经常为包括省部级在内的高级干部授课，对开拓决策层思路，澄清某些理论上的认识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走出经济学决策的误区》非常具有针对性地就经济发展与决策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或争辩，不但表现出作者的理论勇气和经济学睿智，而且还从不同侧面和视角体现出经济学的致用之本色。
正如樊纲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评论的那样，“周天勇博士在多年的教学、讨论、调查、研究中，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各级决策层的动向和实践，感知和了解了中国官员决策中的许多现实的热点和难点经济问题，积累了许多案例，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这本书就是一本为经济决策者们提供理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著作”。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决策还远未达到决策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水准，决策的随意性、武断性和低水平的谬误经常被人们所发现。这就为经济学家和具备一定经济学知识的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大量实践和贡献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学者都是能够开出应用药方并且被实践证明确有道理的高手，但是对于那些同时兼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的少数经济学家，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们为决策层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贡献。
据《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