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人王小广博士就此接受专访时表示：经济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初期，但对局部领域的过热倾向需要认真分析，防止一些长期非均衡倾向的扩大。
新一轮高增长刚启动
王小广说，去年以来国内投资需求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同时，像住房、汽车、通信、旅游等新兴消费热点开始形成，这与出口高增长结合，使经济增长明显加速，由此中国经济开始摆脱前期连续多年的调整型增长格局，开始向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转折。“经济开始‘热络’起来了，是好事，是我们多年努力和期盼的结果，也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需要倍加爱护，不能在经济刚刚‘热络’起来就担心这个害怕那个，动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同时他指出，今后两三年中国经济将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初段，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趋强但仍然不太稳定，没有能力在短期内使经济增长率达到９－１０％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即使一年达到了，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定的回落。
判断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他认为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去年以来经济持续升温，只能认定为经济运行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强势区，并开始向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转折，但离经济真正过热还有相当的距离。一方面，在一些指标如投资、出口、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另一些指标如消费和就业却表现得比较疲弱，这也是内需还未全面启动的重要论据。另一方面，从供需结构看，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础仍然不够牢固。从需求结构看，汽车、住房消费持续快速扩张及其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是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标志，但我国汽车生产和消费总量仍然偏小，对总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住房消费则因房价过高及供需结构的严重不对称，将对房地产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形成明显压力。从供给结构调整看，在一些产业和一些地区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整体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任务更加艰巨。
二是目前经济增长的热度上升，是“一头热”而非“两头热”。去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加速与１９９５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两头热”，即消费与投资同步加速，齐涨齐跌；而如今仅是投资热，消费增长则相当平稳。在这种“一头热”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整体性经济过热的情况，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一头热一头不热或仍然偏冷也说明，如果搞得不好，“热变量”可能再变冷（目前的“热变量”多是短期因素），而“冷变量”因受长期性因素约束仍然欲热不能。
三是投资增长总体并不过热。目前投资高增长的合理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已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新阶段，这是产业规模化和技术投资需求大量增加的结果。另一方面投资高增长还带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性质及受外在因素的作用。如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我国制造业基建投资曾连续４年下降，２００１年开始恢复性增长，去年才恢复到１９９６年的水平。投资的高增长也与外资的大量流入有关，这体现了入世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应也会逐步有所减弱。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叠加，是导致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后一方面因素作用的逐步减弱，投资增长会向适度快速增长回落。
四是物价水平上升动力不足也表明经济尚未出现过热。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高达８．２％，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升了０．６％，即使一季度经济增长接近１０％，物价也才上涨０．５％，人们担心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实际上带有较强的恢复性增长特征，一季度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上升６．６％（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７％），其中单月曾达到８％，但随后便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当前的物价走势在两方面显示经济尚未过热，一是物价上升动力不足表明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经济增长仍面临需求方面的限制；二是这也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只是开始向潜在经济增长率靠近，还没有持续地达到或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
解决好“非均衡”是重点
关于房地产、钢铁、电解铝和汽车等行业出现的短期性局部过热苗头问题，王小广指出，政府已相继发出警示并采取比较适度的调控措施，这种调控的重点应该在于规范，重在对已出台的政策的落实，而不是进一步加大调控的力度。
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增长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着力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性的非均衡问题。
王小广说，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严重非均衡。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率高达３１．１％，而消费增长率仅为８％，两者差距继续扩大。造成这种非均衡性有投资方面的原因，更有消费方面的原因。投资增长总体是合理的，但在开发区和房地产投资上出现的过度倾向无疑提高了投资率、降低了消费率，使投资与消费的非均衡性加剧。投资高增长和高投资率的背后的确存在结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如房地产投资不仅存在过快倾向，而且高档住宅投资过多，而与普遍消费者相适应的中低档住宅供给则不足。另外，电解铝存在短期投资规模过大，容易产生新的生产能力过剩等。消费快速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收入增长严重不均衡；消费环境和体制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问题；一些消费领域存在增长过快或超前的问题，对其他消费增长起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如部分地区住房消费超前，居民教育、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等，对整体消费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均衡性加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矛盾是经济处于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仍然没有结束，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在明显地替代劳动。另外，在我国社会市场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由制造业升级派生的服务性就业也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强劲而就业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经济继续加速增长的空间将受到限制。
三是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扩大。地区增长差距扩大既与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不同而导致的经济活力上的差距有关，也与外贸、外资增长的非均衡性扩大有明显的关系。城乡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这种非均衡的扩大即影响总体消费增长，也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这些“非均衡”增长扩大的趋势，对长期经济增长将会形成巨大约束，同时也对短期经济的继续扩张形成限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使“短腿”变成“长腿”，“冷变量”变成“热变量”是挖掘内需的长期增长潜力和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关键。
据《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