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常熟市的一个开发区前，悬挂着两块引人注目的招牌：“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软件研究开发伙伴基地”。然而，园区内空空荡荡，入园企业仅６家，且“没有一家达到科技型企业的标准”。
记者在华东地区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不顾本地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规律，争相上马所谓“高科技园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旗号下，重复建设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资金浪费、有限的科技资源被稀释、产业分散和弱化。
继彩电、冰箱和汽车两轮重复建设后，“十五”以来，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项目遍地开花。常熟是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２０００年７月，定位为软件园的“常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开业。尽管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最终入园企业仅６家，或从事软件销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园区内的一家软件公司负责人说，他们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场设摊招聘，但从２００１年７月至今，只招到１名软件技术人员——这里“根本没有发展软件产业的基本条件”。开发区管委会人士承认，常熟建这个“软件园”是受了周边大上“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别人都上，我们有压力”，于是跟着上。更有一家企业号称在全国各地建了２６个软件园，建软件园似乎比开连锁店还容易。
软件之外，集成电路项目也非常热。京、津、沪、苏、浙、粤、闽、川等地已建了２０多条生产线，信产部的一位知情者说，“至少还有十几个省市提出要上线，而且热情都很高”。以上海为例，在建的集成电路生产线有１３条之多，但赢利的只有２家。据统计，在各地“十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３５％，应用软件系统的同构性为４２．５％，纳米材料的同构性为４８％，计算机网络为５９％，软件产业为７４％。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１４个城市十五规划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７０％。上海在建中国“硅谷”，杭州提出建设“天堂硅谷”，苏州要打造长三角“硅谷”。一些专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国在建的各式“硅谷”至少数十家，区域产业特色和产业互补远未形成。
并非只有ＩＴ产业如此。“大炼钢铁”风目前也正在浙、苏、闽、粤等地猛刮。仅限对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南某省近期将形成１６７０万吨钢产能，远期规模达２５００万吨。专家告诫，从技术角度讲，这些项目很可能是低水平重复。钢铁生产的技术要求极高，不是光靠引进设备就能解决的。目前国际上钢铁先进技术为美、日、德掌握，严禁扩散。“我们新上的线都在讲是生产高技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实际上仍在中低档产品上竞争。”
记者发现，此番“高水平”重复大多引入了外资和民间资本。有人由此认为，“企业对自己的钱最负责”，是否“重复”他们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资就行。但事实不然，各地为引得高新产业，争相在地价、税收、电价诸方面进行无底线“优惠政策大赛”，地方政府为此付出的“隐性代价”越来越重。江苏省无锡市新区信息产业科技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无锡一亩地的开发成本在２２万元左右，而卖给外企每亩不过５万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果真的是上芯片封装生产线，不要钱也可以”。“倒挂”缺口由财政补贴，或通过提高民用房地产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来补偿。
各地地价优惠大比拼还使得一些企业在高技术旗号下大搞“圈地运动”成为可能。在全国各地圈起２０多个“软件园”的一家企业的知情人士说“我们走的就是圈地—圈钱—圈人—圈项目的路线”，“空手套白狼”。在这家企业的“东部软件园”，由于大量地皮闲置，正在发展“生态产业”，进行草皮、花木的生产销售。
税收方面，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被架空。各地名义上实行“五免五减半”，私下均以奖励的方式变相地将地税返还给企业，行“十免、二十减半”之实，以此招徕投资。上海某高科技园区为吸引福建冠捷入园，就曾开出“所得税十年全免，免税期后税率１５％”的优惠条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仍牵动着银行贷款及各种融资。据悉，在无锡新区信息产业科技园，每一笔大型外商投资，中资银行按与对方出资额１∶２或１∶１的比例进行配套贷款。在北京，对高新技术产业规模项目，政府财政均拿出１５％的项目启动资金。专家担心，由于贷款的大多是国有银行，一旦项目失败，求偿无着，受损的还是国家。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铨说，“高水平”重复建设最大的代价或许还不在资金，而在资源内耗及其产生的对产业强度的损害。省市间、省内的地区间都在争项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资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创新能力更弱，核心技术少，产业强度就弱。信息产业部的一位专家指出，产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资源整合，我国很多高新技术产业整体薄弱、产业规模小都与散乱重复布局不无关系。
地方政府为何无视重复布局、纷纷上马高新技术产业？“优惠政策大赛”的背后是“数字政绩”的较量。福建省的一位领导说，重复建设的病灶往往出自“诸侯经济”的考核病根。现行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体制过分看重“数字”，引资、ＧＤＰ增长是个刚性的指标，“产值增长了３０％的就比增长了２０％的强，至于谁是可持续发展的，谁是杀鸡取卵则没人管。所以现在每个省市应当将自己当作一个国家来进行产业布局。”而领导干部在每一层级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过３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充分体现政绩，“高技术产业”的引资、出口拉动最能见效。于是有外来投资、账面上能增加产值就上，重复不重复不问。
浙江省经贸委的一位产业研究专家说，如果经济指标不与政绩等同性挂钩，各地政府的产业决策与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这样。显然，在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能否形成税收、利润和效益综合考评机制是实现产业合理布局的关键一环。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