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去五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背景有什么特点
199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方面大的转折。
一是在总量关系上从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供大于求的失衡成为供求关系的常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从生产领域、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消费领域。这种变化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1999年，中央已经提出明确判断，短缺已经过去。200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提出，扩大内需应当成为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二是在改革层面，局部经济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原有体制遗留和前期改革措施不完善导致的矛盾在这一期间集中显现。例如两种就业制度的并轨、纠正“拨改贷”留下的问题等。过去几年陆续实施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债转股”、“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政策本质上都是在理顺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
三是在对外开放上，前期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受惠于“开放”的阶段已经转变为需要重点应对外来竞争和防范外部风险的阶段、更大程度上支付开放“代价”的阶段。
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入世的挑战、欧洲等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一直到近期石油安全问题再次尖锐等，都体现了这一变化。
二、过去五年经济政策的效力如何
在过去五年中，在多方面矛盾集中释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社会主要经济：关系总体协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实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实属不易的。其中，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策体系在左右大局、调控总量、协调矛盾、应对危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就经济发展看，过去五年的主要成绩在于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强力的扩大内需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在高增长区间的稳定运行。从1998年起，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的争论是，中国是否进入了“通货紧缩”。因为“规范”的通货紧缩应当是经济负增长与物价负增长并行。在过去五年中，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时间内物价呈现为负增长，但国民经济仍稳定地维持在较高增长区间运行。这种物价与经济增长的背离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1993年到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了连年下滑的明显态势。是1998年“确保经济增长8％”的政策挽住了这种不良势头。再加上此后的一系列调控政策，我们才有了过去五年的稳定增长和过去两年的中国“一花独秀”局面。
二是产业结构已经出现明显升级，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产业结构来说，过去五年的调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九五”后半期的三年和“十五”迄今的两年。前三年重点在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调整产业组织。“关井”、“限产”、“整治五小”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后两年的重点在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带头产业。2002年我国的家电业在财务状况、国际市场、技术升级、产权改造等多方面都实现了明显“突围”。2001年时人们还在为彩电的全行业亏损担忧，但2002彩电的出口和盈利状况已经成为人们讨论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例证。整个“九五”期间中国的汽车业都面临供大于求的明显失衡。但2002年成为了中国的“汽车元年”，汽车产量、销量的增长都达36％，其中轿车产量增长50％以上。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五年前交通部最好的公路专家都不敢想象，今天中国会拥有2．8万公里高速公路，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排名第二的国家。目前全国有二十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地铁或城市轻轨。城际快速轨道交通也已经在很多地方进入战略规划。大中城市的规模扩张实际上是我国“十五”期间实现为“一花独秀”的主要支持因素之一。
四是城乡人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过去五年，我国不仅实现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察人民收入不仅要看工资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等，还应当注意到很多非货币收入和制度性保障的改善。例如城镇职工的节假日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城市普遍实行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费制度等。
五是在国际竞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从1999年中美之间签订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定起，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问题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实是，很多人们担心的产业正在显现出新的潜力。2002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不仅没有被国际竞争者征服，反而出口增长达12％。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投资势头正如火如荼。“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争论反映着，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正在被争取配置到中国来。实际上，过去五年中我国石油、石化产业在国际油价大幅动荡的背景下也显现出了相当高的抗风险能力。
三、过去五年工作经济政策主要经验何在
在过去五年中，我国的经济政策体系处于多方面调整的过程中。其中影响较大的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的政策(例如1999年国务院12号文件、积极的财政政策)，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例如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粮食政策)、产业调整及结构升级政策(例如坚决关停“五小”、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政策)、就业政策(例如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政策)、金融风险防范政策(例如规范金融系统及资本市场的政策)、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
值得强调的是，在过去五年的政策代价中，调整总量关系的政策代价与体制转轨代价(例如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产业发展代价(例如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制度建设的代价(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纠正前期改革措施缺陷的代价(例如债转股)等交织在一起。发展与改革、短期与长期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相互融合的。很多方面的政策代价是过去矛盾累积的代价(例如“劳动力要素脱出旧体制”在前期改革中明显滞后)。而且很多政策代价实际上还将继续施惠于以后的发展(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建设)。
在过去五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其中特别值得总结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就业政策。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是“九五”计划始料未及的。但“下岗”高潮出现以后，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再就业服务中心”，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把确保基本生活来源调整为首要政策目标，使我们相当成功地应对了一场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更值得强调的是，过去五年是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政策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变为积极、有序流动的五年。这五年中，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的制度性门槛大大降低。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应对了第一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高潮。此外，过去五年是市场化就业程度最高的五年。一个明显例证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已经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完成。
二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系中持续采取了“技术改造财政贴息”的内容。调控总量关系的短期性政策延伸到了产业发展、产业技术升级等中期性产业政策领域，这是我国政策体系在宏观调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创造。这个政策不仅极大地放大了财政政策启动投资需求的规模，而且其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效果还将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持续显现。
三是在农业中大力推进“一退三还”、“坡地休耕”等政策，通过财政援助下的资源、要素退出方式“积极”，地平衡粮食供求关系。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产业“退出”政策将可能是最亟待完善的政策部分。
四是鼓励消费与促进增收、调整社会公平杠杆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在连续降息、启动消费信贷等措施基础上，给公职人员加薪、建立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完善社保体系等都对改善社会经济预期发挥了良好作用。“恢复征收利息税并用于完善社保”的政策也是刺激消费和调整社会公平杠杆并用的有效政策。
五是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及时采取法律性、行政性措施。“九五”计划曾设想主要通过征收资源采掘费等市场化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但1998年以后采取了全面“禁采”、“禁伐”等措施，坚决关停污染严重的“五小”，这些经验具有相当长远的意义。
此外，在“国企三年脱困”、防范金融风险、发展与规范资本市场、推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就业岗位增加等方面的政策上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四、对2003年的经济形势应当如何判断
当前看，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良性运行区间。预期2003年的经济增长仍将在7％以上，估计应有可能达7．5％。总体上看，财政收支、进出口、金融等层面在短期运行上仍可保持平稳态势。但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连续下滑。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连续14个月再次运行在负增长区间。尽管2003年1月实现为正增长0．4％，但其背后是成品油和服务价格的上涨，零售商品物价仍是负增长。千万不要低估价格紧缩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
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尖锐。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仍是农村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而农村市场不启动，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观。
三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不仅西部大开发要继续加大力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也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相联系，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可能获得新的市场化契机。
四是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应当注意到，当前我国和国外经贸矛盾的原因已经从“顺逆差”问题转向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立足点是就业岗位向中国的转移。四是国有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仍未得到根本触动。占有最优质资源的国有经济运行效率仍决定着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
五、对未来短、中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之外大大提升价格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更大程度地运用价格杠杆调整总量关系。
二是更大程度地采取政府援助下的产业退出政策，加快过剩生产能力的淘汰和技术工艺设备的升级换代。
三是财政政策应当更大程度地从一般性的生产建设投资上转变到承担体制转轨代价上来，其中重点探索发超长期国债的金融手段创新。
四是适度调整“十五”中关于结构升级的思路，加大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从2002年的情况看，制造业是促进出口、增加就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等的主力军之一。
五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对大中城市的规模扩张和城市重心外移等趋势决不要泼政策“冷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制造业和城市化是驱动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轮子”。
据：《北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