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明显加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348亿元，同比增长31.1%，比去年同期增加9.6个百分点，创7年来同期新高；而消费增长却在常年10%左右实际增长率水平上大大趋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5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影响，实际增长率仅为7.4%，增长率是1999年以来同期的最低点。
随着投资增长持续高位，预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率将突破40%，确立了投资率逐年抬高的趋势：我国1984年至1988年的投资率约为31%，1992年至1996年为35%，2002年达到了39%的水平。而与投资率逐级走高相伴的是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下降。200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8.2%，比“六五”时期低7.9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消费率约在80%左右。
最终消费为何趋于疲软？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个人行为还是从总体行为来看，消费增长都背负着“三座大山”。从个人行为看，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是个人消费面临的三重主要压力；从总体行为看，社会保障水平不足、收入水平滞涨、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社会总消费不能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设，生命可以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消费是受终生所得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作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消费能力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可以认为26-35年龄段是所得增长最快，也是消费需求最旺盛的阶段，他们在稍有积累后，将未来人力资本提前定价，具有即期消费和贷款消费的实力。
从我国商品房购房者的年龄构成统计看也证实了这一点。受人口生育周期的影响，现在这个年龄段人口比重较大，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正在积累买房的实力，而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26-35岁这个年龄段还需承担子女教育以及父母和自身养老的经济负担，这种压力会存在20-30年，加之生病、失业等其他不确定因素，必须提高储蓄率以应对供房、子女教育和养老之需。尽管买房开支和子女教育开支属于大宗消费，但是在积累初期，消费总需求没有能力有效扩大；这些大宗消费也压制了其他消费。
需要强调的是，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并不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统计范畴，因而个人消费支出因住房大增，并没有在全社会消费增长中反映，但是因为大宗消费而缩减其他消费的结果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体现出来。
把所有家庭的消费情况加总，就得到了整个经济体系状况；个人行为加总，就是经济总体行为。个人消费面临“三座大山”，加总后可以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今年以来，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双双下降。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总额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即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大比重用于消费。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是70.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2个百分点，也低于2001年同期72.5%的水平。再看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每新增一元钱的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大比例用于新增消费。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50.1%，即居民每多挣一元钱，将增加五毛钱的消费，其余部分用于新增储蓄；而去年的边际消费倾向是85.5%。这表示居民越来越节制消费，而更加倾向于储蓄。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小，力度不够，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较多。
收入增速滞涨是制约消费的因素之二。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01元，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158元，实际增长2.5%。多年来城镇居民收人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而农村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长速度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占总人口65%的农村居民收入过低，消费能力的增长与城市生产增长脱节。从理论上看消费是现有收入水平和对将来收入预期的函数，由于失业和下岗人员不断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水平的信心不足，直接导致人们减少消费。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藏富于民的效应有所减弱，近几年来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以及征缴力度加强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税赋较重，农民负担还没有明显改善，财富更多地从民间流向了国库。税收造成的再分配结果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率过高，消费基金相对不足，造成目前总体消费水平相对偏低，影响了消费的快速增长。
收入分配不公同样也制约了消费增长。有研究显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警戒线0.40的水平。虽然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提高，但失业和贫困人口的比例有增无减，2003年一季度城镇失业人数为775万人，200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820万人，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较快，由于收入不足而造成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个人的消费能量是有限的，少数富人掌握多数金融资产并不能提高消费倾向，消费偏好转向少量奢侈品，大宗产品的消费数量必然减少。另外，分配不公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的动力。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与出口、投资动辄20%甚至30%以上的增长速度相比，消费这驾马车似乎总也跑不起来。从统计口径上看，由于住房和汽车消费没有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统计之中，因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并不能反映消费增长的全貌。消费增长的空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现在的增速确实不尽人意。一旦投资增速放慢，消费不足的问题就会凸现，而要保持目前的投资增速难度较大，即便是能保持，投资需求最终也需要转化为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才能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提出数年，当前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即扩大投资需求成就斐然，而扩大消费需求尚需努力，现在是到了搬开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三座大山”的时候了。
据《财经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