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的双重风险，是中国宏观调控当前的最大难题。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的组合拳，是否已经走到了需要调整的关口？
“防止经济下滑的蔓延也要‘组合拳’，货币政策宜紧中趋稳，而财政政策有放松空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核心是稳健，要看全局、要看趋势、要看内外情况。
与此同时，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进入下行通道的下半年，中国迎来了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时机。陈东琪对此建议，一方面要抓住机会推动价格改革，另一方面力度又不能太大，以防范二次通胀的风险，因此，“应该分类、分步、逐渐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
保增长首先保三大需求
《21世纪》：从上半年数据看，中国经济降温已成事实。问题在于，经济放缓接下来还会到怎样的程度？什么程度是我们的经济能接受的？
陈东琪：下半年经济增长还会延续上半年的减速趋势，预计下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在10％以下，而全年预计在10％左右。
尽管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3.3％，比预计的要好，但要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有难度。而欧元区、日本最近更出现负增长。这对外贸依存度高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向下拉动的力量。
在全球经济降温背景下，我们保增长任务艰巨。到底应该“保”在怎样的水平？我认为，增速有可能调到8％-9％，但不是一年到位，而是需要两年左右或略长一点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已经比去年下调了近两个百分点，明年最好减速少一些，在9.5％左右，至少不要破9％，后年维持在接近9％的水平，这样就把前几年经济累积的过热压力、膨胀压力消除，把泡沫挤掉。
《21世纪》：在政策应对上，应如何做到保增长，使得经济不要减速太快太多？
陈东琪：首先是要保三大需求：出口、消费和投资。进出口贸易还要平稳增长。虽然长远看，大国经济体应该以内需主导，但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一定的内外需协调发展，出口不能持续大幅下降，顺差不能下降太多。
消费需求方面要稳定高水平的快速增长，以改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尽管目前消费增长还不错，但还是要看到下半年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因素：收入增长下降。一是实际工资增长在减速，二是财富效应缩减了收入，三是农民农产品生产收益增加有难度，打工收入增长空间收窄。预计下半年到明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会影响城乡居民实际购买力，对未来消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从产业、企业角度说，一要保农业，也就是要保持农业生产者、种植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二要使工业增长值保持在适当水平，三要支持对就业影响大的中小企业。
需要注意，我们还要在考虑通货膨胀水平、稳定物价情况下来保增长，因此需要多管齐下，防止经济下滑也要出组合拳。
PPI、CPI同步下降可期
《21世纪》：提到通货膨胀，CPI向下走现在看来是共识，将来可以继续维持下行趋势吗？怎样的目标区间比较合理？
陈东琪：CPI确实在逐月往下走，预计8月会回落的更快，在5.5％以下，而9-12月保持在5％左右。明年会进一步收敛，上半年可能在4％左右。
主要原因是需求紧缩效应和工农业产品供给增加，使得现在供给增长略快于需求。出口减少增加了国内有效供给，同时粮食、肉、菜籽油供应稳定。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趋势性回落，这会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
但如果从静态看，CPI的绝对水平还是偏高，短期稳定在3％-5％的区间比较合适。理由是若看5-10年周期，我国不会出现明显的高通胀风险，市场供求关系的常态不会重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样的全面短缺。工业产能很大，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生产积极性也比较稳定。因此将通胀控制在上述区间是必要的，可以稳定预期。
《21世纪》：可是现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破10％，会不会传导至CPI产生新一轮反弹？PPI未来走势将是怎样，什么时候回落？
陈东琪：由于企业各种成本增加，原材料需求还比较旺，到7月为止PPI还在上行，但很快会见顶回落。因为房地产降温、汽车销售减速，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熊市，预计在9月或10月，PPI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并和CPI同步下降。
PPI对CPI肯定有传导，但是CPI中占70％以上权重的主要是食品，而PPI主要影响核心CPI，对总CPI的传导不是很厉害，因为核心CPI比重小。
所以，既要注意PPI对CPI的传导，关注PPI走势，但又不用太担心，目前看不到PPI上涨带动CPI新一轮反弹的趋势。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有这么一个规律：PPI见顶回落慢于CPI见顶回落，CPI见顶回落又慢于GDP。而在见底回升方面，则是PPI先于CPI，CPI先于GDP。今年后几个月和明年CPI反弹的压力，主要可能来自资源品价格改革部分。
分类、分步、逐渐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21世纪》：如果说未来CPI反弹压力主要还是资源品价格改革部分。在CPI进入下行通道后，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来加快推动？如何改革，才能避免通胀反弹？
陈东琪：目前我们确实面临资源品价格改革的“还账”压力。为什么说还账？我国曾一度出现通货紧缩，这是推进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但错过了。现在CPI向下走，时机又来了，既要择机调整油、电、气、水价格，甚至不排除进行粮食价格改革，以保持农民生产积极性。
价格改革给CPI的收敛趋势打了一个“折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抓住机会推动价格改革，另一方面要掌握好力度，防范二次通胀的风险。
具体说，资源品价格改革应该分类、分步、逐渐推进。目标虽然是价格全面放开，与国际接轨，但一次性放开的方式不合时宜，要考虑企业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分类，是指油、电、气、水的调价不是一揽子出来，而是分类处理。分步，是指油电水气每种都分成几步来调，比如说之前调电价，我们对农业、居民用电并没调，先调的工业用电和上网电价。逐渐，是指不是一次就把价格调够，而是微调。
货币紧中趋稳，财政适度放松
《21世纪》：随着“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取代“双防”后，是不是意味着从紧货币和稳健财政政策的搭配也应随之变化？什么时候会是政策全面放松的时机？
陈东琪：宏观调控要看全局，看内外情况，考虑多重目标。我认为近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核心应该是稳健。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上紧中趋稳，财政政策有放松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减税和放松公共投资开支，以此防止经济下滑的蔓延。
之所以要稳，原因是物价上涨水平仍然偏高，资源品价格改革的压力也在，而经济增速还有9％-10％，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放松的时候。政策由从紧到松之间，不是一两个月，选择稳健比较好。利率、汇率都要稳。
货币紧中趋稳的含义是，总体偏紧，具体措施操作适当放松。比如，对中小企业、出口企业的信贷，对农业的信贷，对影响煤电油运紧张环节投入的信贷，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放松的紧迫性很强。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经济下滑的步伐，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我把这一轮经济调整称为“破坏性创新”，增长牺牲两个点没关系，关键要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做好准备。不能再低水平循环，继续资金推动增长，下一轮增长要靠技术创新推动，结构升级推动，发展服务业推动。调整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企业本来就该淘汰，在放松政策之前要保持一定力度的压力，没有压力企业不会调整。
《21世纪》：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取得了很大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发重要。现在我们要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是否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呢？
陈东琪：在这整个六年的经济上升周期，我们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增收能力很强。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改革收支体制，系统研究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劳动者收入的关系。怎么做？
减税是共识。保增长肯定要给企业更好的环境，但现在企业成本快速增加，工资提高，环境成本提高，如果税还那么重，企业承受不了，不得不透支未来发展能力。而减税能给企业增加创造能力。
减哪些税？个税起征点可以再提高，利息税，股票交易印花税，企业增值税转型，高科技、节能领域，都有减税空间。
另外，要增加公共服务品供给方面的开支，增加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社会保障开支，比如说公共医疗、失业、养老等应增加。这里既包括公共品硬件的开支，比如对农村水利设施的投入、对灾后重建等。还包括公共品软件，主要是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而政府的一般性经常性开支应该紧缩。
总的来说，政府今后要花几年时间来调整政府和企业、家庭之间的收入关系，我建议要“加薪减税”。现在是较大幅度减税的好时机。
这些措施可以分几年来做，应该逐步考虑这些政策在不同时点上的适宜性，财政政策确实有能力也有必要性来给消费者和生产者放松，政府紧一点，企业和居民松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