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这次金融危机之中，美国、英国等国从银行业开始发生了“国有化”趋势。从危机来看，“私有企业”治理上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朱安东：企业目标和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董事会制度都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利润的私有化和风险的社会化问题。
而对于一个私人企业来说，危机之前，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合情合理合法的目标，但当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杰克·韦尔奇前些时间也公开说，股东价值是最愚蠢的概念。事实上，在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以后，生产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只追求股东的价值就已经远远不够了。
另外，董事会制度已经被证明是漏洞百出的。比如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明明都已经靠政府救济了，钱拿到手就给高管们发巨额奖金，而且这是经过专门的薪酬委员会来设计并经董事会同意的合理合法的做法。但是，美国社会很愤怒。
从公司治理发展上，实行民主管理，让员工和社会公众及其代表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现在获得了更多的讨论。
CBN：回到国有化的含义，如何判断一个资产是否应当属于“国有”？
朱安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盈利不应该是其首要或者最主要的目的。国有企业或者说公有制企业，应该追求的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公有的企业必须为了社会利益而彻底放弃经济利益，而是它们对利润的追求一定要适度而且应该放在对社会公共利益之后。
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不能只看有多少利润，而是要看能否以恰当的价格稳定地给我们提供石油、成品油和其他油气产品。
总的来说，评价国有企业的首要标准应该是能否满足国家社会和老百姓的全局性和长期性需求。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国有企业都为了满足社会利益而彻底放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国有企业也不应该谋求所谓“暴利”。
CBN：可是有些人担心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
朱安东：效率与国有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民主管理体制。我认为，现在公有制企业要向一切利益攸关方汇报，要向消费者和所在社区汇报，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有。
CBN：国有企业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操作，而由人操作，就免不了内部操作者控制的问题。
朱安东：要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我们需要民主管理。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民主，另一方面是企业一定要对社会公众的需求、质问有反应，不能说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CBN：国有似乎与垄断一词相连。现在，很多央企都是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为国有资产作贡献的。
朱安东：有一些行业，比如电信、石油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如果某个行业是自然垄断，那么，在我看来，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有的垄断比私有的垄断要好，当然，如果能够竞争最好。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如何改善服务提高效率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CBN：以石油行业为例，比如一些公众对汽油价格不满甚至愤怒。另外，公众对一些垄断企业高管年薪也很关注。是否应当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朱安东：当然，对国企一些行为的批评也有不尽合理之处。比如在上一轮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中小型的私人炼油厂由于炼油不挣钱直接可以停产，而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大公司就要考虑全社会的供油，不可能停产。再加上奥运前建立储备的原因，导致一些大公司在100美元/桶以上的价格大量买进，而由于石油消化周期比较长，所以在国际油价下降的时候，它仍然炼的是100美元/桶的油。
很多对垄断国企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是辩证地想一想，情况可能又不一样。比如说铁道部，如果把它彻底打破分成几个分局，是不是情况就会好转？未必。英国铁路系统就是很多公司运营，效率要差很多，速度慢、运力低、晚点频繁。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使它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又改善它的服务水平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