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建立一个合理价格体系。”
在轻哼了一段《答案在风中》的旋律后,WEF全球青年领袖、比利时经济和改革部部长Vincent van Quickenborne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希望在受“经济人”假设支配的现代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间进行调和,防止道义的剧烈冲突,“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建设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让市场真正认识到资源的稀缺性,保障后代利用资源的权力。”
《答案在风中》是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在越战期间反映美国青年人无所适从心情的著名歌曲。
不过,哼唱这首歌的Vincent van Quickenborne显然成竹在胸。
他告诉记者,虽然清洁能源经济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现实情况很微妙。他继而举例说,每生产1升生物燃料就需要9100升的水,我们必须考虑到清洁能源经济对环境的整体影响,必须同时考虑其他资源的重要性。
建立合理价格体系推动可持续增长
《21世纪》: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鼓励人们在市场上最大化个人利益,认为市场行为不应涉及道德考虑。而“可持续增长”则要求人们更多地考虑他人和后人发展的需要,对市场行为提出了道德要求。
请问二者间的矛盾该怎样协调？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我想这个问题即意味着,如何协调作为一种可行概念的“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市场体系间的关系。
我的朋友,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
例如,水资源的价格就需要重新确立。现在,各国政府过度关注水资源的供应面,而忽视了水资源的需求面。大量的水资源被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人们没有把水资源看成一种需要重视的资源。
市场体系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像推行碳交易那样,推行水资源使用权交易。这样就可以把价格体系的重建工作融入市场经济。
《21世纪》:清洁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新引擎。然而,从世界经济现状来看,传统产业,而不是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承担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任。
你认为危机爆发后,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诸如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一个更公平、更道义的增长方式？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我不是环境怀疑论者。
然而,围绕清洁能源经济展开的争议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一旦你开始质疑某件事,真正的问题是你怎样体会出争议中的微妙之处。比如,清洁能源经济需要考虑水资源缺乏等更多因素,而不仅仅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我还是要强调,水资源的缺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世界)过多关注了二氧化碳排放,而忽视了减排对水资源缺乏和其他资源的不利影响。比如,欧洲正在推进生物燃料的发展,但是每生产1升生物燃料就需要9100升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成本因素,继而考虑到水资源缺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而不只是关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生产任何的生物燃料了。
再比如,我们正在建设风电园,政府为此支付了大量的补贴,而企业只要支付极少费用维系系统运转即可。然而,从长远来看,补贴可能过高了,可能影响企业更有效率地运作。
比利时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1世纪》:世界经济不平衡是这次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寻求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一些经济体有时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欧盟发起了针对中国华为公司无线网卡的反补贴起诉。
请问欧盟的起诉对华为和比利时电信企业KPN的合作会有什么影响？中欧经济再平衡应如何绕开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我们欢迎中国企业去欧洲特别是比利时投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平衡中欧之间、中比之间的经贸投资往来。现在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仍然远远超出中国对欧洲的投资。
KPN和华为之间的合作,关乎电信技术装备,但这并不是欧盟起诉书抱怨的对象。起诉只针对华为的无线网卡产品。因此,即便欧盟确认华为的无线网卡存在政府补贴现象,也不会影响它和比利时公司的合作。
我们乐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旦某一天欧盟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影响了某些律师的业务,迫使他们积极从事反补贴业务,这不是政治家可以评论的(笑)。
欧洲现在要做的还是减少债务!债务!
《21世纪》:9月6日,美国政府提出了500亿美元交通基建刺激计划,9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减税计划。美国继续经济刺激的信号很明显。
与此同时,欧盟的注意力却放在保证财政平衡和加强金融监管。请问这会对世界经济体之间再平衡和协调带来什么影响？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是不同的。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差异就很大,前者约占GDP的20%,后者约占GDP的50%。
奥巴马没有再用“刺激”这个词,“刺激”对美国社会来说已经是个淡而无味的词汇。但现在他在继续追随凯恩斯主义的路上——当消费者不愿意消费时,国家需要介入,做点什么。
奥巴马重振美国经济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方面美国政府以减税刺激内需,这看来可能是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重建交通基础设施。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奥巴马投入多少资金,而在于这些计划究竟能不能提升美国就业率。美国去年通过了8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但就业率并未随之有明显好转。
欧洲的公共负债占GDP比重远高于美国,消费者指数也不如美国强劲,最大的问题在政府预算。根据经济学上的巴罗原则(编者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理性经济学派奠基人),预算和公共负债率过高,政府就不得不通过增税等计划来解决问题,而人民就不得不开始储蓄。
因此,欧洲现在要做的就是减少债务!债务!债务!
这是德国正在做的。现在德国的失业率降到了7.6%,是1992年东西德统一后以来的历史低点。这证明德国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问题是,这种结果不是德国在危机爆发后两年来的发展模式,而是德国过去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德国模式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享受失业补贴。
此外,欧洲和美国的就业机制也不相同。欧洲一些国家目前启动了临时就业计划,延迟了人们的失业,这也有赖于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在美国是不存在的。
因此,欧美经济的不同现状,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经济政策。
对于比利时而言,首要任务也是减少赤字和公共债务。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减赤计划,2013年将赤字减少到GDP3%以下,到2015年彻底巩固财政。
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需要在政府收入(税收)、公共储蓄中寻找2220亿欧元的财富。但这就是新政府需要做的,我们没有绕道的可能。我们需要在公共储蓄和支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合适的比例是80比20。
这也是英国和德国在做的。欧洲国家需要节约支出,而不是增税来解决财政问题。我们的税率已经很高了,增税空间有限。否则,我们的大多数公民都会移民中国了(笑)。
《21世纪》:比利时10月将主办亚欧峰会。请问峰会的经济议题会是什么？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这次亚欧峰会有些新动向。我们会邀请48个欧亚峰会成员,以及144位成员国各类企业的CEO。
主要的经济议题有两个,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刺激经济,二是推进金融服务水平。
中国企业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吉利沃尔沃、华为。我会在10月的亚欧峰会上,向我的老朋友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提问:他准备如何平衡中欧经济,而欧洲应该做些什么吸引更多中国经济。
中国需要成为一个世界的消费市场,但中国更需要成为一个世界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