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点都没有急躁。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中国2020年的目标是2000万千瓦，而欧洲是4亿千瓦，美国是3.5亿千瓦，甚至印度的目标都是2000万千瓦。
原定于去年12月16日在港上市的华能新能源发布公告，暂时不进行全球发售。尽管华能新能源表示，市场波动是搁置上市计划的原因，但有报道称，市场认购积极性不高才是实情。被看好的新能源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同样的认可。
2011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清晰地嗅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而对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发展新能源，不仅是中国的出路，也是国际的共识。
不可否认的是，新能源领域蓄势待发；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百姓对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还抱有怀疑。
正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公众对于新能源的质疑，很多时候缘于现实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国风电装机总容量为1220万千瓦，相比并网总容量的894万千瓦，意味着至少有近28%的已建风电设备被闲置。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风电设备装机完备却没有投入运营，这不能叫闲置，这是风力发电的特点。风电有三种统计方式：一是装机容量；二是并网总量；三是运营，即电力公司开始购电，计算电量。目前处于一个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电网接入的磨合时期、协调时期，许多规章制度和政策还不完善，这需要一个过程。
他向记者介绍了国外的状况：“以光伏发电为例，在国外直接由电力公司管理，业主想投资光伏电站，需要向电力公司申请，直接就搭上了关系。而我国的电站建设和电力公司没有衔接起来，电价和电网运营不是一个体系，政策补贴上网电价是由国家物价部门管，而非电力公司。这是体制和政策决定的，是国情。只能是在发展中解决，这不是风力发电本身的缺陷，是体制的缺陷。”
地方政府对发展新能源“一哄而上”，强行“跨跃式”发展，也是公众诟病最多的地方。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产能过剩。虽然国家层面多次发出警示，也规定了准入的门槛，但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记者，地方急着上马新能源项目的根源是中央下了很多硬性的指标，比如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提高科技的贡献率等等，地方政府要发展GDP，找了半天，都看准了这个产业。
孟宪淦对此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国家级的基地目前就有一百多个，地方级的几百多个。大家都认定了这个市场前景，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目前中国的投资出路太少了。
不过，孟宪淦认为对此不必过分担心：“目前就是自由发展阶段，市场需要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据了解，目前中国前10家设备制造商就控制了85%的市场份额，最终市场会通过兼并、收购实现整合，行政干涉反而不利于市场的优化。”
核心技术是短板
公众对新能源的担忧，还缘于这个产业市场在外、原料在外，更要命的是核心技术在外。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用三个关键词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能源政策：“节能”、“低碳”、“变革”，而这三者的实现，背后都必须有技术作为支撑。
林伯强向记者坦言，中国发展新能源，核心技术确实是瓶颈，目前中国新能源发展快，是设备上马快，而在前期的核心技术研发和后期的利用这两大块，无疑是滞后的。
“核心技术这块是我们发展新能源做得最差的一块。欧美的发展模式是搞研发卖技术，我们目前是‘打工的’，高价进口别人的关键技术、装备和生产线，低价出口产品。”孟宪淦说。
目前中国从事新能源方面的研究机构很多，都属于企业，尚德、英利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新能源研究所。“国家总投入的研究经费目前并不少，但都分散给了小的研究机构，发挥不了大的作用。”孟宪淦说。
研究机构隶属于企业，会有创新的动力，但同时相伴的问题是，研究成果难免要以企业利益为重。孟宪淦表示，目前的科研是一个怪圈。企业有了大的盈利，才会投资科研。但国家要考虑到全社会的推广，要把价格压低，限制企业“淘金”。由此，企业靠压低价格赢得市场，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离掌握核心技术还有很长的距离。优胜劣汰，让产业集中到几个集团，研发能力才会有所增强。
“不能全盘否定设备上马快，试想如果只有几家企业、冷冷清清地在生产，中国的风力产业不可能达到目前这个水平。”孟宪淦解释道，“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也是普遍的问题，不光是新能源的问题。像所有行业一样，对于技术，还是先引进和吸收，然后创新和发展。”
不是选择问题是速度问题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中国进入开发新能源的快车道。数据显示，过去5年，国家在新能源方面的投资增长率为年均144.3%，2009年投资达346亿美元，占世界第一。
“中国发展新能源，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速度的问题。”林伯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09年《能源蓝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煤炭的剩余储量保证度不足10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0年；中国石油[11.12 0.91%]的剩余储量保证度是15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5年；中国天然气的剩余储量保证度是30年，世界平均水平是61年。解决能源动力问题，发展新能源无疑是中国的出路。
“国家规划，到‘十二五’末期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70%下降为63%，在2020年再从63%降到58%左右，到2030年煤炭的占比仍在50%以上，国际舆论减排的压力之下，实现‘低碳’，只能调整能源结构，首先要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其次要大力发展核电。”孟宪淦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节能和减排是中国未来需要同时面对的课题。
孟宪淦给记者形象地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的GDP总量与日本相当，但能耗是日本的4.6倍。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的1/3—1/4左右，如果通过发展新能源，中国把能耗降到日本的水平，那就等于，当中国发展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时，中国仍是现在的能耗量。那对中国来说，将是不可估量的效益。
“十二五”目标仍趋保守
在中国新能源的发展路径上，《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是一剂强心药。以风电为例，短短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风电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在2010年，风能行业60万名从业人员平均每30分钟就安装一台机组，而每三台安装好的机组里，就有一台在中国。”绿色和平国际可再生能源总监SvenTeske形象地描绘了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速度。
不少人形容中国的新能源是“一日千里”。孟宪淦并不这样认为：“客观地讲，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点都没有急躁，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中国2020年的目标是2000万千瓦，欧洲是4亿千瓦，美国是3.5亿千瓦，日本3000万千瓦，甚至印度的目标都是2000万千瓦，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2000万千瓦的目标，相比之下，很多专家都认为是保守的目标。”
“十二五”规划提出设想，预计2015年将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目前的9%提升到11%。为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达15%的目标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打好基础。
孟宪淦同样认为这样的目标是相对保守的，“欧洲的规划是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30%，2030年达到60%，到2050年全部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另外，我们人均能源消费少得可怜，而且目前都是火力发电为主，已经落后国际水平很远了。”
孟宪淦解释说，当前条件下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发展速度与政府有多少钱相适应，目前确定的总量目标在不少业内人看来是趋于保守，也是考虑到国家的财政投入。
新能源的开局之路
孟宪淦说，2011年对于新能源产业来说，其实是两个开局：一个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另一个是战略新兴产业的开端。战略产业就意味着这将是国家长远要发展的全局产业，而新兴产业意味着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不完善。
“新能源及其制造业发展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是最大的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朱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新能源如何走好开局之路，有三件事需要做好：一是解决核心技术；二是完善产业链，比如太阳电池，多晶硅的技术问题、质量问题、污染问题，产业链都需要完备；三是完善配套设施，包括上网的问题、监测的问题、售后的问题都需要做好。”孟宪淦说。
林伯强认为，首先是要有序发展，在研发、设备和运营三个层面上做到有序，解决目前设备上马太快，产能过剩，利用滞后的局面；其次是要可持续发展，让企业盈利，进而有能力做科研，攻克核心技术，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链；再次是多元化发展，让民企有可能进入，实现使用的最小成本，只有民企进入，才能真正知道新能源产业的底线。
而在孟宪淦看来，10年之后，即2020年平价上网之后，即是民营资本大展手脚的时候。民企经营管理体制更灵活，市场嗅觉更敏锐，大举进入，必然会带来成本的降低，也必然将惠及普通百姓。
他说，目前这个阶段国企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新能源产业还属于一个投入的阶段，国企的实力雄厚，能够把整个产业的架子做起来；另一方面是国家政策要求，国家电力公司购电必须收购固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从逻辑上，既然必须购进，国企就不如自己发展。
朱彤认为，目前新能源还没有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竞争的成本优势，各国新能源发展主要依赖国家政策补贴，因此，尽快降低新能源生产成本，减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是关键。此外，新能源发电上网与电网改造之间缺乏协调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