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发展煤化工，替代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以确保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发展煤化工面临水资源缺乏、装置综合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等制约。只有通过多联产技术，才能破解这些难题。”这是在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渭化集团董事长钱嘉斌提交议案的中心内容。
钱嘉斌指出，虽然不同机构对石油资源枯竭期的预测不尽相同，但2050年前后世界石油将达到峰值产量已经形成共识。即便算上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80年后，全球石油资源也将枯竭。从技术经济性看，煤炭是最现实可行的石油替代能源。尤其煤化工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的扩张，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然而，发展煤化工又面临三大问题。
首先是水资源短缺。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煤炭等化石类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而煤化工又是耗水大户，每生产1吨煤化工产品，往往要消耗10吨以上水。西部富煤省份正遭遇水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
其次是能耗高。与石油、天然气化工相比，煤化工项目工艺路线长、设备多、投资大、投入产出比高，且需建设庞大的公用工程，导致煤化工装置综合能耗居高不下，比油气化工高30%以上。
再次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煤化工的核心就是生产合成气（CO+H2）或者氢气。由于煤炭分子中氢少碳多，要想经济地获得氢气，只有通过一氧化碳变换等方法实现。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钱嘉斌分析认为，前两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比如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通过水权置换、南水北调、蓄水补水工程，或者采用先进空冷、凝结水回收、废水处理与中水回用等技术加以缓解；能耗高的问题，也可通过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能效审查等办法加以遏制。唯独排碳问题，不仅难以解决，而且刻不容缓。
说其难解决，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捕集与利用不仅成本高，而且一些关键技术尚未突破。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深埋和注井采油技术，前者存在着很大风险，后者二氧化碳并未转化成其他产品，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资源化利用。至于二氧化碳生产碳酸二甲酯、降解塑料、气肥、碳酸饮料等，由于规模小，对二氧化碳的消耗十分有限。
说其刻不容缓，是因为从今年1月1日起，欧盟航空碳税法案开始实施。表面上看，这一法案似乎与煤化工没有瓜葛，事实则不然。因为欧盟航空碳税法案的实施，等于颠覆了《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与柜架，要求发展中国家履行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排碳义务。假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效仿欧盟的做法，甚至扩大到地面交通、海上交通及其他更广泛领域，那么，《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将不复存在，我国碳减排压力将陡然增大。
为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我国政府将严格控制火电、 钢铁、焦炭、水泥、建材以及煤化工等高耗能、高排碳行业的规模和速度。与电力、钢铁等行业相比，目前煤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地位和作用要小得多。一旦遭遇政策打压，煤化工产业无疑会首当其冲。从这个层面讲，排碳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环保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煤化工产业成与败、生与死的关键。“摆脱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多联产。”钱嘉斌说。
其理由有三点：第一，多联产能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降低单位产值能耗；第二，多联产能通过水、热、气、电、功的梯级利用或重复利用，大幅降低装置综合能耗和水耗；第三，多联产可以借助不同技术与工艺路线的耦合，实现优势互补，减少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
比如，通过IGCC多联产技术，实现煤基发电与煤化工联产，装置能源利用效率可较单一发电或煤化工提高30%~50%；将焦炭—冶金—化工装置集约耦合，不仅能实现余热余压的全部回收利用，还能使炼焦过程副产的焦炉煤气生成合成氨、甲醇等化工产品。并将苯、萘等副产品通过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消灭排碳问题。
又比如，醇、碱、氨联合工艺，可利用氨合成过程中的一氧化碳生产甲醇，富余的二氧化碳生产纯碱，甲醇合成后富余的氢气生产合成氨。通过这样的上下游联供，可大幅减少二化碳排放。以一个30万吨煤制甲醇、30万吨煤制合成氨和30万吨纯碱为例，采用上述多联产工艺后，年减排二氧化碳达70余万吨。
再比如，一期总投资232.5亿元的延长—中煤靖边煤气油综合利用项目，由于将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石油化工对接耦合，实现了碳氢互补与平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439万吨。在不增加任何原料投入的情况下，新增产甲醇15万~27万吨，节约标煤41.9万吨，节约新鲜水1000余万立方米，资源利用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