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吴一坚代表全国工商联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小微企业发展事关民生与稳定，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与挑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统筹谋划，帮助小微企业保生存、谋发展。
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去年底，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微企业免征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经过多年的历练，我国小微型石油和化工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1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非公经济总产值5.65万亿元，占比50.11%，首次超过公有经济的比例。这其中小微企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小微企业不仅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小微企业的发展成为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目前，小微型化工企业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难题？记者最近在调研后发现，不少企业正面临“三难”与“三高”。
招工难，企业运行成本高
第一难，是招工难。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吴一坚在今年两会期间发言时表示，目前小微企业面临招工难的困境。由于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的减速，以及新生代务工人员就业取向、劳动态度等日益多元化，导致小微企业招不进、留不住职工。
北京大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宇华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公司是从事气体检测的技术导向型企业，所有产品都是自己研发的。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招人难，根本没有合适的人才。公司虽然在北京，但没法为就业者解决户口问题，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不愿意到小企业来。以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用人国家有政策，可以解决外地毕业生的户口，但去年这个政策也取消了，使企业在引进人才方面失去了一大优势。目前，她们这种研发型的企业对人才渴求得厉害，但大部分毕业生还是愿意去国企。
“人才是我们小企业最大的财富，可我们却没法留住他们。比如，现在很多‘80后’都买不起房。如何把他们留在北京，把这些中流砥柱聚集起来，都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企业比较小，所以我们给技术人员的工资不上不下，一个月尽管有一万多元，但也解决不了房子问题。我们还要想办法为他们租房，这就需要钱。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有些无能为力。”陈宇华说。
宁波高新区崇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化工新材料的企业，其市场部销售经理苏尚海谈到，该公司于2009年成立，2010年底开始运作，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小化工企业。他们企业成立后碰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招人难。2011年，他们曾想招聘人才，应聘的人虽不少，但真正达到要求的不多；达到要求的人才，又对企业有着较高的要求。比如，有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希望企业能提供住房，光这一点，公司就负担不了。所以，企业只能给他们增加工资，补贴租房费用，于是又增加了不少用工成本。“现在公司还在继续招人，只是把范围扩大了一点，希望双方都能够满意。”苏尚海告诉记者。
“防腐蚀行业有众多小企业，这些企业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招工很难。虽说国家给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些细则，但人才还是不愿意去这样的小企业。大家找工作既受利益驱动，也是图个安稳，如果没有激励机制，谁愿意去？另外，从事防腐施工的小企业平时工作内容很辛苦、琐碎，而且由于与危险化学品有关，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招工很不容易，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说起招工难，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会长任振铎也是一脸无奈。
研发难，专利保护成本高
第二难，是研发难。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张大方认为，当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活力不足，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创新的政策激励。因此，亟须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深圳市飞扬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增均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到今年已经成立20年了，主要生产各类化工溶剂树脂等，但日子过得并不舒服。因为公司多年来一直在搞单体研发，相关工作人员有20个人，技术部还有10多个人，这两部分的成本和投资较高，企业的负担比较重。一方面，研发新产品带给企业的负担很重。公司现有20个小品种的高附加值产品，每种小产品从研发到最后成熟，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研发成本相当高。另一方面，新产品一开始都需要开拓市场，销售没有稳定保证。
“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而言，如果去做传统产品就更没有竞争力了，因此只能拼命做新产品。但小企业走研发这条路非常艰难，还面临研发人员不稳定的问题。现在的小企业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度过每一天、每一年，而且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研发要花真金白银，所以，虽然我们企业的研发坚持了20年，但至今还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肖增均说。
陈宇华告诉记者，他们是为化工企业提供气体在线监测的设备生产企业。在进行市场开拓时，他们发现进入这个领域的壁垒比较高，主要是在销售渠道上要过层层经销商的关。“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成立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搞自主创新，但几乎没有利润，收入也很少，相反投入却非常大，属于勒紧肚皮搞研发。这样其实不如那种‘拿来主义’的企业挣钱快，所以早就有人劝我，把别人研发好的拿来卖就行了，没必要这么较真儿。”陈宇华表示。
肖增均表示，从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情况看，他所在的深圳比较重视信息产业，因此和信息产业有关的小企业，不管其创新成果大小，基本都能获得资金扶持。但是，跟信息产业不沾边的小企业，从政府这里就拿不到什么钱，即使给了也很少。比如，他们企业想建研发中心，政府要求有300平方米的面积和300万元的设备投资。他们的面积是够了，但设备投资只有100多万元。“我们研发人员多，支出多，本来就很困难，300万元是公司一年的人工支出，怎么敢往这里投呢？而且，对于我们企业的规模来说，没有必要上那么多设备。就因为这个，我们迟迟不能进入省级研发中心的行列。”肖增均说。
“我觉得政策应该支持真正有项目、有生命力的企业。但目前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政府支持‘花架子’，就是拿国家的钱、政府的贷款把架子搭起来的那些企业。我们非常节省而且拼命搞研发，既有项目又有专利，却不被认可。我们是深圳最早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布斯都把我们列为有潜力的企业之一，给予我们一定支持，但本地政府却不给。”肖增均告诉记者。
更令肖增均不平的是，他们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专利技术，还面临流失的风险。他谈到，目前国内有些销量比较大的产品，最初的技术研发是他们公司做的。比如，有一种化学溶剂，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在1998年开发出来，但现在却面临技术流失的风险。“目前的情况是，新产品专利维持不了三五年，企业研发的速度没有技术丢失的速度快。”肖增均说。
融资难，融资后成本更高
第三难，是融资难。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立新来自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他对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指出，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浙江，小微民营企业占了相当数量，高于银行利率的民间借贷是这些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李胜欣是珠海一家小型石油化工企业的总经理，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小企业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告诉记者，目前企业面临的最现实问题就是融资难。因为小化工企业本身没什么固定资产，想要从银行融资就非常难。“我们在珠海找过一些地方银行，尽管之前跟他们谈好了条件，但银行最后都不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反而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这种乱收费不仅常有，而且数额很高，使我们在融资上屡屡被刁难。在市场资金紧张的时候，贷款就更难了，企业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否则钱就被别人贷走了。”李胜欣说。
李胜欣举了个例子，比如他们与珠海某地方银行谈好了一笔额度为1000万元的贷款，后来，银行方面却说：“现在市场资金比较紧张，所以合同中的基准利率现在不能执行了，要向上调。”结果，这使得企业的利息成本超出预算，多付出的利息等于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另外，本来这1000万元在企业有钱的时候随时可以还掉，但银行为了多收利息不允许提前还，如果提前就要罚款。
“我们没法跟人家谈条件，因为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周转，所以只有逆来顺受。如果告他，以后就很难再有业务来往了。与我们合作了三四年的一家银行，多收费的情况经常出现。本来说好的利率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10%，但每次都有可能上浮20%～30%，具体幅度随他们说。”李胜欣感慨万分。
他还说：“国家最近降了2次存款准备金率，每次0.5个百分点，释放到市场上的资金应该有6000亿～7000亿元，但在地方上一点都感觉不到，融资环境也没有变得宽松。银行不停加息并保持很高的贷款利率，我觉得像是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
陈宇华告诉记者，因为她们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在资金扶持政策方面有一定倾斜，但申请过程比较艰难。特别是由于公司规模比较小，在申请国家经费方面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无法申请到国家创新基金。“因为国家需要各种认证，而这样的认证实际上一般只有成熟的大企业才能获得的，要有一定的积累才行。某些国际前沿技术，虽然在国际上已开始使用，但国内还没有，是我们把技术引进来了。相关部门让出具检测报告，但国内没有检测手段，根本就做不出报告。核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但这样反而得不到创新基金的扶持。”陈宇华很无奈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