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调查估算，我国约有10%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受镉污染和类金属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重金属污染正在成为威胁到粮食生产和生命健康的重要问题。
去年的云南曲靖铬污染事故尚未平息，时隔半年，广西柳州的龙江河镉污染事故再一次令人触目惊心。环保部数据显示，去年1～8月，全国发生了11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之广、对民众生命健康的危害之大，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2012年我国要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两会代表委员对重金属污染问题也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他们认为，要解决我国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的问题，还应健全相关法规和监管制度，同时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源头上根治重金属污染。
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重金属污染是指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介绍说，我国的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血铅污染和砷污染。而在这其中，由于采矿、冶炼和化工企业“三废”中的重金属离子随水和空气扩散导致的污染事故，占有相当的比例。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国工业废水中汞、铅、镉、铬、类金属砷5种重金属污染物产生量为2.43万吨。其中，金属制品业、皮革及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5个行业排放量占全部工业总排放量的九成以上。
作为全国五大重点防控行业之一，化工行业是汞污染和铬污染的高发领域。我国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生产以氯化汞为催化剂，PVC行业消耗的汞占全国汞消耗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铬盐行业产生的铬渣也存在铬污染隐患。此外，随着新能源、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电池、印刷线路板等企业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压力与日俱增。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土壤污染已成为重金属污染的多发地带，其中相当数量的受污土壤是由于化肥、农药使用中的重金属积累以及化工企业生产所造成的。
据专家介绍，农业生产中有些肥料，尤其是磷肥中重金属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使用有可能导致它们在土壤中的积累。另外，一些营养制剂、农药、激素等也含有各种重金属。两会前夕，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向媒体表示，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的10%以上约1.5亿亩已受到重金属污染。而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的估计，我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被重金属污染，经济损失达200亿元。
此外，由于工业企业搬迁导致的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普遍存在。记者日前从北京东四环某住宅项目了解到，该项目部分用地原为北京一家化工企业水银电解车间，排放的废水导致土壤中存在汞等重金属污染，目前已经通过换土等修复措施整改完毕。项目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为确保居民不受污染侵害，项目重点污染区域被换掉的土层厚度高达十米。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认为，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修复周期长、毒性较强、易被生物吸收、难治理等特点，多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生命和健康，直接影响到国民人口的健康素质，也影响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我国土壤及水源的重金属污染监测防控已刻不容缓。
监管不力成重要原因
“对重金属行业的监管不力是重金属污染产生的重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认为。他指出，重金属行业的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大，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注重项目的引进，从而忽视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同。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认为，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追求短期政绩；二是部分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疏于监管，对重金属污染企业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甚至提供保护伞；三是企业违法建设、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四是重金属污染事件信息公开滞后，引发群体性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也指出，除地理地质因素导致的砷会造成天然污染以外，我国重金属污染大部分是人为造成的，主要污染源为工业“三废”，包括金属冶炼废水、电镀工业废水、化工污染等。
然而，重金属行业的监管工作面临着诸多难题。记者了解到，去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力争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但据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介绍，该《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如关停、搬迁企业涉及到地方经济发展、职工安置及补偿等社会敏感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多，清洁生产及部分治理技术不成熟，投入太大而资金筹集困难等。因此，《方案》实施一年，却推进速度缓慢。
对此，赵林中认为，重金属行业的发展往往受到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他建议，应该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降低赔偿的实施条件、提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同时将重金属污染防治成效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官员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责任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监测治理一个都不能少
面对重金属污染形势的日益严峻，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认为，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大气、水土中的重金属监测，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机制。此外，还应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委夏培度指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重金属污染形势日益严峻，不管西部还是东部，都变成了重金属污染重灾区。关于大气、水资源、海洋污染，国家都出台有相关法律，但有关重金属的污染防治至今没有一部法律。而且，人们对重金属污染的隐蔽性、滞后性认识不充分。他建议国家对重金属污染防治进行立法，依靠法律，齐抓共管，摸清底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建立摸底排查制度、防治和补救制度、防治保障机制以及相应的土壤重金属预警制度等。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黄标介绍，衡量重金属污染最主要的指标是土壤、水、大气沉降、植物等环境介质中重金属的含量。虽然除了大气沉降外，我国对其他环境介质都颁布了部分重要重金属元素的国家标准，但遗憾的是，各产业重金属污染防控的详细规范和标准仍相当缺乏，国家还缺少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来调控重金属在环境中的积累。
骆沙鸣则表示，当前我国重金属污染的治理与修复任重道远，而治理与修复的前提就是建立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监测工作网络，加强对各地土壤及水源污染状况的调查分析，科学防治。
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重金属相关行业的清洁生产，也是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点。目前，化工行业已经开始加强技术研发的力度，推广低汞触媒生产与废汞触媒回收一体化，同时加强无汞触媒的研发工作；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已提出铬盐行业的整改措施及铬渣治理时间表，加紧开发铬盐清洁生产技术；电池行业也在重点推进重金属电池企业的技术革新，规范行业清洁生产，从源头治理重金属污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五矿集团总裁周中枢认为，重金属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为实现环境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双赢，建议国家对有色冶炼等重点行业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其加大投入，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或易地建设，在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完善机制等基础上再扩大到其他企业和行业。
家园保卫战已经打响
“近年来发生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消除的。频繁发生的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湘江以及许多河流都存在重金属污染，这可能对粮食生产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说。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省率先制定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于去年3月成为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
2011年初，国家层面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发布，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比2007年削减15%。2011年3月，国务院9部门部署开展了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对重金属污染进行了集中整治。
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方重金属污染整治行动大范围铺开。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已基本完成。
广西省以环境倒逼机制大规模推动涉重金属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要求环境敏感区域内存在污染隐患的生产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全部限期迁入工业园区；坚决依法关停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涉重金属企业和落后产能。
甘肃省日前发布《甘肃省重金属污染调查实施方案》，今年还将安排资金2000万元开展重金属污染详查工作。山东省淄博市环保局则对本市235家涉重金属和“双危”企业进行全面排查；还要求化工行业完成淘汰10万吨/年以下的硫铁矿制酸生产装置和使用高汞催化剂的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装置任务等。
“今年环保专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仍是整治重金属污染。”3月20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9部门联合召开的年度环保专项行动部际联席会议上这样说。他指出，全国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已经有所成效，但是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我国将以最严厉的措施整治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