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下很大的决心，改变现在的能源结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语气强硬，“中国的能源消费70%依靠的是煤，这样的能源结构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陈德铭是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继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发布“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之后，关于可再生能源未来15年发展的政策和目标，正式被中国官方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
猛治沉疴
出台这样的发展规划，并非突兀之举。面对能源瓶颈和即将到来的可再生能源时代，中国亟需从宏观层面对已近沉疴的能源结构进行合理引导，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应用，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规划》，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是水电、生物质能、风电和太阳能，同时积极推进地热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全国水电装机总容量将在2020年达到3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总投资约2万亿元。陈德铭表示，将采取国家投资和社会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建设资金问题。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可再生能源专家周凤起看来，主要是基于这样六条理由：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多元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化石燃料引起的城市环境污染；替代核能；创造就业机会及发展中小企业的动力；扩大技术和装备出口。
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在全球能源消费比例中达到30%。目前，丹麦的风电已达到总电力的18%，德国2002年风力发电已占世界风力发电量的1/3，法国计划在2025年风电达到发电总量的25%，这些还仅是它们整个可持续能源战略的一部分。而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近10%)的中国，在“油荒”、“电荒”、“水荒”相继告急的情势下，出台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显得更为迫切。
周凤起研究员表示，可再生能源作为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之外、在自然界可以重复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如风能、太阳能、小水电、海洋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在中国起步晚，即便在国外，也不过刚刚发展了20年。在欧美国家，政府通过对企业提供补贴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绝大部分依托国家行政力量，如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规定，企业用太阳能和地热发电的投资可永久享受10%的抵税优惠；德国为了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设立6000万欧元的联邦研究基金，其中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为4000万欧元；日本在“新阳光计划”中，每年拨款300多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技术开发。
据介绍，世界银行曾于1997年在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项目，该项目预发贷款1亿美元，计划在中国4省市建立5座共2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厂。然而，由于风力发电的成本太高，电网又不能以高价格购买，其中3个地区迫于无法销售而放弃了建厂计划，最终只有上海利用贷款建设了一个2万千瓦风力的发电站。由此，让世界银行清晰地认识到，在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支持。于是，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从2000年开始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帮助中国从政策和法律上予以推动。
十届全国人大两年前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了法制化轨道。该法从资源勘查、规划、科研、产业发展、投资、价格和税收等方面，规定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权利。尽管如此，周凤起认为，相关细则的模糊导致某些行业出现一拥而上的混局。“相关细则须专门协调统一安排，整合各方能量，使中央各部门形成合力，而不是所谓‘九龙治水’的局面。”周凤起说。
自主布局
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且部分技术已实现了商业化，不过，周凤起指出，比之发达国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无论在技术、规模、水平还是发展速度上，都有较大差距。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薄弱，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发电成本过高，而市场容量相对狭小。”周有些无奈，“制造业的滞后，使得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的国产化和商业化进程严重受阻。”
有观察人士甚至由此断言，这种局面如果短期内无法根本扭转，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可能成为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
应该说，这种担忧不无根据，只是过于悲观了。以太阳能产业为例，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可再生能源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企业自主发展之路。在一无政策支持、二无税收优惠等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却居世界之首。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太阳能光热应用面积已占全球的76%，是整个欧美地区的4倍之多，并以每年20%～30%的速度持续递增。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使用国和利用国。
除了太阳能的发展迅猛，风能、小水电、地热能等的开发和利用在中国的能源结构比例也逐渐上升。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专家预测，可再生能源从去年到2020年的发展速度会比过去快很多，尤其是生物柴油、太阳能发电和风电。
据悉，中国生物燃料也将走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发展玉米燃料乙醇的自主道路。目前中国生物乙醇产量约在102万吨左右，其中有80多万吨仍使用的是玉米，剩下20万吨是其他粮食和薯类植物。基于粮食安全考虑，今后将主要使用生长于盐碱地或荒地荒山上的非粮物质如甜高粱、小桐子、文冠果等，将其转变成生物燃料。
从长远规划看，中国将积极发展以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技术，预计到2020年，中国生物燃料乙醇利用量将达1000万吨，加上生物柴油利用量200万吨，总计替代约1000万吨成品油。基于此，《规划》中形成了全国生物燃料布局：在2010年前，发改委将重点在东北、山东等地建设若干个以甜高粱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在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建设若干个以薯类作物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在四川、贵州、云南、河北等地建设若干以小桐子、黄连木、油桐等油料植物为原料的生物柴油试点项目。
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刚刚起步的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生物质发电有望成为资本市场新宠。据光大证券预测，未来3年中国风电设备市场将爆发式增长，风机制造有望成为其新的业绩增长点。在转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后，生物柴油也吸引了众多VC和上市公司，一些新投产的能源科技公司将成为国内外众多投资机构逐鹿之地。
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规划》力争2010年达到10%左右、2020年达到15%左右。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会长石定寰表示，未来30年到50年，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供应中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有望占到30%甚至更多。
“中国的能源政策对全球有着重大影响。”世界著名能源专家、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克里斯托弗•弗雷文高调表示。照此远景，有关专家指出，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正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整个能源市场将出现重新洗牌的生态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