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烔2007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曾就读于安徽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在澳门大学、日本国际大学、宫崎国际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和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欧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访问教授。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全球能源价格普遍上扬、资源获取更加困难的大背景下，能源问题成为近几年来“两会”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
我国今后如何调整能源价格机制，怎样调整能源战略才能符合中国长远发展利益，就这些问题，《石油商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能源问题专家查道烔教授。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能源战略地位进行重新定义，成立了政府层面的能源机构，您对未来的国家能源局怎么看？它能够或者可以做哪些实质性工作？
查道烔：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能源局的前缀从发改委变成了“国家”。在兄弟部委中地位有了提高，这有助于政策协调。
其实，我国的能源问题从供应、价格到环保的演变，取决于很多的部委、企业、涉及很多的方面。如果新的能源局能够做到让其他部委、能源生产企业、能源消费企业、个人都能够为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应对相关问题的努力，而不是把这些问题都交给能源局的话，我们国家的能源难题也许将容易解决得多。
记者：我国能源体制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国的能源定价机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什么时机下可以调整？
查道烔：我们判断一个决策机制有没有出问题，取决于我们期望它推动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能源价格政策目标，传统上是以下三个方面：供应量充足、供应过程稳定可靠、价格水平用户能承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必须把环境和生态上可持续的能源开发单列出来作为能源政策目标的第四个方面。
如果我们从供应量的充足和供应过程的稳定这两个方面看，过去30年来，我们国家的能源状况越来越好。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国的能源体制、能源定价机制必须有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才能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现在，能源体制成了公众话题，问题主要出在价格水平的可接受程度上。
从媒体的言论中，我们不难勾勒出消费层的抱怨：每次能源调价都是在为了扩大能源企业的利润空间，而这些垄断性行业已经够富有的了。人们更注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总体上是盈利的、没耐心去理会这些大公司说它们的炼油板块亏损，也不愿意相信这些公司所说的“价格倒挂”，更不用说还会认同这些大公司向国家要求补贴的做法了。消费者们看到的是成品油价上升对他们自己生活的直接影响，有一种理直气壮地要求终端能源价格走低的气势。
供应层，特别是大型能源公司，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政府价格管理和财政部门，为了维持足量、稳定的供应，就必须同意它们所提出的补贴要求。
由于政府在能源定价机制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实质上，政府在承担的是一个政治任务：如何让终端消费者认同能源价格的定价基础？
经过了几轮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的调整之后，我国的能源决策机制中，特别缺乏的功能就是对能源各个环节的成本和收益链条进行跟踪，经常性地向生产环节和消费者公布，定期更新并获得利用这些信息的各方的信任，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
一个理想的、同时也是给政府部门自己解套的能源价格机制应该是：政府不再决定能源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是专注采集、发布能源链条（开采、运输、加工等）形成过程中各种成本、利润等方面的信息，保障其真实性，惩治扭曲信息的行为。这样，终端能源消费价格的形成将是一个自动机制，涉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各方将有机会自己测算价格变化的来临。
记者：很多人都说正是中国能源的长期低价战略，导致现在再次调整能源价格很难，您怎么看待？这种低价战略对中国的节能减排是否也形成制约？
查道烔：由于终端能源价格形成的信息不完整，我们没有依据去判断目前的价格是被人为地抬高了还是压低了。
主张“低价战略”所依据的逻辑是：能源（特别是电、油、煤、气）既是生产性资料同时也是生活资料，低价格有利于减少生产商的成本，从而扩大经济规模；也有利于使大众家居生活消费开支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样反过来有利于个人对生产制成品的消费。从这个逻辑出发，维持低油价有助于个人决定购买汽车，而为了推动家用汽车行业的不断增长，就应该把坚持低油价作为支持性政策选择之一。
支持低价战略的另外一个依据是社会稳定，因为日常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对富人不是问题，而对穷人则会带来压力；太多的穷人消费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然，对哪个地区的哪些人群而言，什么样的电、煤、油、气价格才是超出了支付能力的价格，则需要精确、细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又是我们目前所缺少的。
如果类似的“能源低价战略”思维在我国能源决策界还有较大影响力的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必须重新思考了。
首先，我国境内的主要能源储藏（除了煤炭以外）已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其次，我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已经出现了有钱买不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很可能是结构性、长期性的；第三，我国与能源资源开发相关的地质、水环境、空气质量等问题已经很严重，受影响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要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依靠能源价格这根杠杆。价格水平与节能的意愿是成正比的。说得更明确一些：要想切实地节能减排，就必须接受高价格的能源。
食品，房子、医疗、教育不也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吗？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能放开，为什么能源价格就非得那么矫情，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受到保护，维持一个低水平？
问题的实质，不全是价格的高低，价格形成的可信度同等重要。可信度问题不存在了，再高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将来应该向哪些方面调整能源战略才能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这些调整还将会遇到哪些挑战？
查道烔：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利益。当然，这个政策方向，需要较长时间的坚持才会有效。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相比，就生产领域的能源政策工具而言，我国与别的国家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我们需要调整的战略是：将抑制消费作为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
其实，抑制消费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石油而言，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层面，已经被看作是与“立足国内”、“开拓国际”、“建立储备”同等重要的四驾马车之一。
政府的源消费政策有必要给个人消费者发出有利于诱发抑制能源消费量上升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价格、法制、法规等方面，而不能停留在提高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的忧患意识层面。
要做到抑制消费，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个人行为。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的是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的不可或缺，缺乏对通过个人消费行为的调整来减轻供应压力的诱导，结果是能源供应能力永远跟不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