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煤炭生产、消费第一大国，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全球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以“十一五”末年（2010年）中国分省煤炭消耗数据为例，中国有20个省份的煤炭消耗量可以“比肩”全球前十大煤炭消耗国。其中，有五个省份的煤炭消耗量超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分别是山东、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南。上述省份的煤炭消耗量仅次于美国、印度。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认为，只有与进口相配合，中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才有保障，煤炭开采过度的问题就能得到较好解决。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数据，“十一五”末年，中国消费了全球47.5％的煤炭，比全球煤炭消费前十的大国的总和，还高出25％。中国提出了“十二五”能源消费以及煤炭产量的“天花板”，并将具体指标层层分配，希望以此实现总量约束，提高能源效率。不过，涂建军提醒，上述政策容易陷入两难境地，执行时需注意防止地方统计数据失真。
另一个与之伴生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统计数据的表象，衡量全球第二大引擎——中国经济的温度。这也是困扰经济学界多年的问题，7月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在其最新报告中写道，“曾经长期被作为中国工业生产近似指标的发电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涂建军建议用一揽子统计指标综合研判国内经济走势。
眼下，中国经济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涂建军建议，此时正是推进能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同时，在速度与效益的博弈中，中国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需要多线展开。
2020年核电装机目标
宜定在6000万千瓦左右
要考虑如何打破电力系统尤其是电网这一块的垄断。只有将电力行业体制上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约因素破除掉，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潜力才有可能彻底释放出来。
东方早报：在多煤、少油气的国内资源格局下，中国是否难以告别对煤炭的依赖？
涂建军：中国能源资源赋存具有“多煤、少气、贫油”的特点，煤炭占到了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的大约95％，而常规的油气资源确实难以满足中国国内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所以中国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摆脱。节能减排、加速全国煤炭消费量尽快见顶，在中国将是一个逐步、长期化解僵局的过程。（编注：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35.2亿吨，约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8.6％；煤炭消费总量35.7亿吨，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2.8％。当年，煤炭生产和消费总量同比分别增加2.1和1.9个百分点。）
东方早报：怎么告别对煤炭的过度依赖？
涂建军：首先，虽然“十一五”期间政府部门已发力推进节能，但是节能这一块在国内其实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十一五”期间国内有20％的节能强度减排指标（即单位GDP能耗强度），“十二五”期间这个指标降到了16％。如果政府在节能领域能更多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并加大各项法规标准的执行、监督力度，我感觉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完全可以超过16％的目标。
另一个方面，就是化石燃料的低碳化替代。我主要指的是用天然气这种相对清洁、相对碳排放强度低的化石能源替代煤炭。另外，国内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核电，在考虑到环境、外交约束的条件下适度发展水电。根据中国核电协会资料，目前中国已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5台，总装机容量1256万千瓦。如果2020年前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到6000万千瓦左右的水平，这对降低能源行业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意义重大。
最后就是可再生能源这一块，尤其是风电、太阳能，要考虑如何打破电力系统尤其是电网这一块的垄断。只有将电力行业体制上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约因素破除掉，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潜力才有可能彻底释放出来。
能耗总量控制易陷两难
2011年，中国煤炭生产已经是35.2亿吨，如果要把2015年国内煤炭生产、消费总量控制在39亿吨左右，留下的余量空间非常小。只有与进口相配合，煤炭生产总量控制才有保障。
东方早报：你对降低能耗具体有何建议？
涂建军：从能源行业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还是很想把中国过快的能源增长，尤其是过快的煤炭生产、消费总量控制住，所以说这个政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但它在执行时比较难。
首先，中国煤炭行业生产、消费的真实水平到底在哪？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存在很大疑问的。2011年，中国煤炭生产已经是35.2亿吨，如果要把2015年国内煤炭生产、消费总量控制在39亿吨左右，留下的余量空间非常小。按照“十一五”期间中国煤炭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8亿吨的水平来看，2015年39亿吨左右的控制目标的实现压力巨大。从政府行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从发布这类指标开始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将指标分解到地方并强制执行的话，很可能会让中国煤炭统计失真的现象愈演愈烈。回过头来讲，如果这类指标只是用来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去具体执行，这类控制目标从发布出来的那一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在煤炭生产这一块，中国去年35.2亿吨的煤炭产量就已经太高了，煤炭生产这一块设一个总量控制指标还是合理的。但如果要把2015年国内煤炭生产总量控制在39亿吨左右，消费量方面肯定会有缺口，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口煤炭。只有与进口相配合，煤炭生产总量控制才有保障，国内煤炭开采过度的问题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编注：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1年以1.82亿吨的进口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国内煤炭进口量达1.4亿吨，平均每个月进口2300余万吨。而根据业内人士分析，当每月进口煤数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时，它就足以改变沿海煤炭市场的供求形势，进而冲击整个国内煤市。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无疑又是个两难问题。）
至于能耗方面，国内现在过于注重经济性，其实我们应该学习欧盟、美国的做法，尽量在耗煤、耗油、耗电过多的重点行业推行国际最好的技术。最后，国内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方面可以推动鼓励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到国外真正的高新技术，让国外的公司可以放心把自己最好的技术拿到中国市场应用。
一揽子指标衡量经济温度
我觉得最直截了当、最需要做的，就是让地方统计局从人事到财务，拥有更多的独立性。
东方早报：今年以来中国的用电增速明显放缓。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上述数据是否容易掩盖能效总体仍旧偏低的问题？
涂建军：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了7.6％，这是自3年前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低纪录。虽然现在大家注意的都是分月、分季度的短期指标，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现在的问题在于，官方发布的经济增长率，和发电、用电等关键统计指标间长期存在的相关性，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国内外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现在怀疑中国国内各种经济、工业统计指标可能存在涵盖范围不全、统计不太准确的问题。而统计失真很可能掩盖了国内经济发展、节能减排的真正趋势，这极其不利于政府部门“十二五”期间的科学决策。
不仅仅是我个人，包括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倾向于使用一揽子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温度。比如说，发电和用电量、银行贷款发放量、火车货物运输量、汽柴油消费量、原油进口、沿海港口的煤炭库存等指标都可以被综合使用。如果仅看某个单一指标，由于存在统计失真的可能性，那么就非常容易得出一些奇怪的结论。
关于国内整个统计体系这一块，中国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改革不可的地步。统计失真不仅仅影响到专家学者对国内经济、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还影响到决策层对各项重大议题的决策。如果不能真实地掌握本国的经济活动水平，那么政府部门在能源环境和经济领域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我觉得最直截了当、最需要做的，就是让地方统计局从人事到财务，拥有更多的独立性。
经济放缓是能源价改良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实在国际贸易市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能源价格升高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是有可能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由下游的进口国来承担的。
东方早报：现在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认为，经济增速放缓之时，正是能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接下来的问题是，能源价格提高，对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会有怎样的影响？
涂建军：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中国能源价格体系改革，包括天然气、电力价格和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以前国家发改委不愿意轻易动，最主要的理由是考虑到需要控制国内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经济放缓时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肯定没有那么强烈。另外，现在国际上油价已经跌了不少，而国内电煤价格最近也有了大幅下跌。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行能源价格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窗口期。
但价格改革的障碍还是有的：第一个问题出在政府内部，我们国家经济是从计划经济年代向市场经济年代转变过来的，但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市场上还是无处不在。而价格改革的实质就是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大一部分交还给市场来解决，这将是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的最大难题。另外，国内在能源领域的垄断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能源价格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部分强势利益集团的“奶酪”。
虽然能源价格改革存在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但从全国治理的角度来看，和历史积累的大量结构性的矛盾相比较，其反倒不是一个很敏感的政策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属于最难推动改革的领域。如果有可能的话，能源价格改革这类相对不敏感的问题应该要尽快解决掉。不然的话，国内结构性的矛盾会越积越多。
东方早报：中国目前处于国际产业链较低的位置，能源价格提高，是否会让中国失去竞争力？
涂建军：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点，中国虽然当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比较低端的位置，但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大力提升本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的地位。能源价格升高可以倒逼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点，更高的能源价格可以推进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
最后一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实在国际贸易市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能源价格升高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是有可能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由下游的进口国来承担的。当然，在国内如何做好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工作，也是政府部门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东方早报：有这样一类说法——中国产品很多出口国外，其实是在用较低的能源价格，补贴国外用户。
涂建军：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国内不单单有用过低的电力等能源价格补贴国外用户的不合理做法，还存在一个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观念的问题。虽然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光电板制造业，但以前的做法是完全依托海外市场来发展本国的光电板制造业，由于高耗能的生产过程都在国内，中国在光伏领域长期以来承受了生产过程的污染和排放，而清洁产品的使用在环境上的好处，国人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些都是未来政府需要转变思路的地方。
快速发展页岩气
需先解决体制问题
即使在美国，为了培养能够熟练掌握页岩气开发水平钻井、压裂等核心技术的操作人员，都花了十多年时间。页岩气开发技术的掌握，绝不是简简单单地买下几家公司就可以轻易实现的。
东方早报：现在中国对页岩气技术非常感兴趣。不过目前来看发展缓慢，你觉得中国快速发展页岩气，需要突破哪些瓶颈？
涂建军：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据美国能源信息署评估是全球第一。（编注：据国土资源报报道，《2012年国外石油科技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总的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187万亿立方米，其中，中国约占资源总量的20％，为360825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一。全球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约占20％）、美国（约占13％）、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
但迄今全国范围内在页岩气开发实验区钻井只有62口，其中24口井获得工业气流。这一发展速度确实难以满足“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需求。
国内页岩气开发最大的瓶颈是体制上的，因为中国整个能源上游开采领域都是高度垄断的。国内第二轮页岩气招标工作原定7月举行，现在看来很可能要拖到9月甚至更晚。据我所知，第二轮页岩气招标只对部分地方国企和私营部门开了一道口。由于油气上游开采一直高度垄断，国内没有任何公司具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开发页岩气。
考虑到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这几家大的国有公司技术上都不过关，中国政府在页岩气开发问题上应该采用海洋石油的发展模式，具体说就是把国内市场开放以吸引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公司投资，实现市场换技术。
另一个重大瓶颈就是技术这一块。包括中石化、中海油在内，最近都在北美收购页岩气资产、收购相关油气公司，一个战略考量就是想尽快掌握页岩气开采核心技术。不过即使在美国，为了培养能够熟练掌握页岩气开发水平钻井、压裂等核心技术的操作人员，都花了十多年时间。页岩气开发技术的掌握，绝不是简简单单地买下几家公司就可以轻易实现的。中国如果想快速启动这一行业的开发，尽快实现用页岩气代替煤的目标，还是应该把体制问题解决好。在与国外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合作的基础上，逐步解决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的难题，而不是简单地在海外买一些油气资产和公司，然后在国内关起门来慢慢地闭门造车。
东方早报：中国油气企业近来海外动作频频。海外收购能否换来能源安全？
涂建军：中国石油公司近些年来走出国门的力度越来越大，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中国有巨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储如果还是过多地用来购买存在很大贬值风险的美国政府债券，而不是更多地用来投资油气行业的有形资产，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讲，会越来越说不过去。另外，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过高，2011年已经达到56.5％，未来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
中国油气公司在海外多拥有一些份额油，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肯定是有帮助的。但中国政府必须清醒意识到，海外份额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改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石油是流动性很强的商品，未来中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个石油消费大国，应该尽量跟其他的石油消费国在国际市场上协调合作。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会与国际能源署的会员们的利益越来越接近，所以应该和该组织及其成员进一步加强合作，让石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真正发挥作用。
市场化、国际化都应该是中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必须坚持的路线。
